第五章 食品厂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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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到第三天，山楂片干透了。
王秀兰抓了一把，捏碎一片，放嘴里嚼了嚼。酸味醇，没杂味。她点点头，让赵大柱把麻袋搬出来。一共四麻袋，每袋五十来斤，扎得紧紧实实。赵大柱挨个掂了掂，说：“不算重。”
“不算重也够你扛的。”王秀兰说，“早点走，凉快。”
天蒙蒙亮，两人出了门。赵大柱挑着担子，一头一袋，走得稳当。王秀兰背着两袋，用绳子勒在肩上，身子微微前倾。路上没碰见什么人，只村东头磨坊的灯已经亮了，里面传来磨盘转动的闷响。经过赵老二家时，王秀兰往那门口瞟了一眼，院门关着，烟囱还没冒烟。她没停步，继续往前走。
到了公社，宋老四的拖拉机果然又停在路口。他正往车上装几筐萝卜，看见王秀兰和赵大柱，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又是你俩？这回不买粮了，改卖货了？”
“宋师傅，捎到县城，多少钱？”王秀兰问。
“老规矩，一人两毛，货算一个人。”
王秀兰掏了六毛钱递过去。赵大柱把麻袋一只只搬上车斗，码在萝卜筐旁边。车斗里还坐着两个妇女，怀里各抱着一只鸡，鸡脑袋从篮子里探出来，咯咯叫。拖拉机突突突响起来，颠得鸡叫得更欢。
到县城时，太阳刚爬到房顶那么高。王秀兰跳下车，四下扫了一眼，对赵大柱说：“先去供销社问问价。”
“问价干啥？直接卖不就得了？”赵大柱不解。
“问了才知道。”王秀兰说，“货比三家，不吃亏。”
供销社的收购站在城南，一扇铁门半开着，门口停着一辆拉棉花的板车。一个穿蓝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台阶上吸烟。王秀兰走过去，问：“同志，山楂干收不收？”
那人叼着烟，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赵大柱肩上的麻袋：“多少？”
“两百来斤。”
“今年的指标还没下来。”那人吸了口烟，“你要想卖，我先看看成色。”
赵大柱赶紧放下担子，解开一袋。那人上来，手在麻袋里搅了搅，拈出几片对着光看了看，又放嘴里咬了咬。他嚼得吱嘎响，脸上没什么表情。
“成色还行。”他吐掉渣子，“你打算卖多少？”
“你们收多少？”王秀兰反问。
“一级，一角二分。二级，一毛。你这货，二级吧。”
赵大柱刚要点头，被王秀兰拉住了。
“一角二分。”王秀兰说，“我这货您也看了，没有虫眼，片厚，晒得干透了。你要说二级，我不服。”
那人哼了一声：“我说了二级就是二级，不卖就拉走。”说完把烟往地上一丢，转身进了院子，不再搭理他们。
赵大柱急了，低声说：“秀兰，一毛就一毛吧，总比拉回去强。这来回折腾，功夫也是钱啊！”
王秀兰没说话。她站在原地，朝那铁门里面望了望。门里堆着几垛麻袋，还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等着过秤。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对赵大柱说：“走。”
“去哪儿？”
“食品厂。”
赵大柱愣了一下：“食品厂？那地方能随便进？人家是公家单位，大门上挂着‘闲人免进’呢！”
“我打听过。”王秀兰说，“食品厂每年入冬前都收山楂，收得比供销社还多。”
“你听谁说的？”
“上次卖书那回，旧货市场旁边有个卖干货的老头，他儿子在食品厂上班。”王秀兰说，“他说的。”
赵大柱半信半疑，但看王秀兰已经往前走了，只好咬牙挑起担子跟上。县食品厂在北关，离供销社有两里多路。太阳越升越高，赵大柱的后背湿透了，两麻袋山楂干在扁担两头一沉一沉的。王秀兰背上的两袋也不轻，肩上的绳子勒出一道红印。两个人穿过半座县城，引来不少目光。有拉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都朝他们多看一眼。
食品厂的大门是两扇对开的铁门，门柱上刷着“抓质量 促生产”六个白字，红漆底子已经斑驳了。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王秀兰把麻袋放在门口，整了整衣服，走上去。
“大爷，我找你们采购科。”她说。
老头从报纸后面抬起眼：“你哪儿来的？”
“李家坳的。”王秀兰说，“送山楂样品来看看。”
“采购科往东边那栋楼走，一进门左拐。”老头说，“那楼门口有棵老槐树。”
“谢谢。”
两人绕过正对门的主车间，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飘出一股甜得发腻的气味，像是熬糖，又像是烘枣。赵大柱不住地吸鼻子。王秀兰步子没停，径直进了东边那栋灰砖小楼。楼道里阴凉，地面是水磨石的，墙壁下半截刷着绿漆。她走到挂“采购科”牌子那扇门前，抬手敲了三下。
“进。”里面应了一声。
门开了，一股茶香飘出来。一张旧办公桌，两把木头椅子，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桌后，正往搪瓷缸里续开水。他穿件灰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兜里别着两支钢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皮白净，不像是下车间的人。
“同志，什么事？”他抬起头。
“我是李家坳的，自家晒了些山楂干，想看看咱们厂收不收。”王秀兰站在门口，话说得不急不慢。
“山楂干？”男人放下暖壶，来了点兴趣，“弄点我看看。”
赵大柱赶紧从麻袋里捧出一把，小心翼翼地放到办公桌上。那男人拈起一片，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放进嘴里。他嚼得很慢，不像收购站那人那么敷衍。嚼完了，又拿第二片，在掌心掰成两半，看了断口的颜色。
“货不错。”他点点头，“晒得透，没霉。多少？”
“两百斤。”王秀兰说。
“什么价？”
“您开个价。”王秀兰说。
男人想了想：“供销社给你们多少？”
“一角二分。”
“那你上我这儿来，是嫌低了吧？”男人笑了。
王秀兰没接话。男人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似乎在想什么。过了几秒钟，他说：“我姓刘，采购科的。你以后可以叫我刘科长。”他顿了顿，“你这批货，我给你一毛七。现钱结。”
赵大柱两条腿差点没站住。一毛七！比供销社一斤多了五分钱！两百斤就是三十四块！他半个月工分也挣不来这个数。
王秀兰却摇了摇头。
“刘科长，我要两毛五。”
刘科长的笑僵了一下：“两毛五？你去打听打听，全城哪个地方收过两毛五的山楂干？供销社一角二分，我们给一毛七，已经高出不少了。”
“那您听我说。”王秀兰不慌不忙，“这山楂干，我一颗颗挑过，烂的不要，虫咬的不要，片片晒到干透，手一捏就碎。你厂里做糖葫芦也好，做山楂糕也好，原料越干，出成率越高。外头收的货，水分大，压秤，你做出来的东西分量反而不够。我这一袋秤多少就是多少，不掺假，不喷水。这个价，您不亏。”
刘科长靠在椅背上，重新打量了她一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王秀兰站在那里，腰挺得笔直，手指头还带着山楂片的红渍，洗不干净。她脸上没有怯，也没有急，就那么不卑不亢地看着他。
“好。”刘科长突然笑了，“两毛五就两毛五。不过丑话说前头，这价我只给你这一批。下次来，看市价再议。”
“成。”
刘科长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票据，又取出一沓钱，数出五十块，递过来：“过完秤多退少补。找老周称，他在仓库门口等你。”
王秀兰接了钱，转身出了门。赵大柱跟在后面，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到了仓库，老周已经在等了，是个矮胖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油乎乎的工作服。他指着地磅说：“放上去。”
四袋全过完，两百零七斤。刘科长补了两块二毛五。王秀兰把钱数了两遍，揣进贴身口袋，又拍了拍，觉得口袋热乎乎的。
出了食品厂大门，赵大柱忽然不走了。他蹲在路边，双手抱头，不说话。王秀兰走过去，用鞋尖轻轻碰了碰他的脚后跟：“咋了？”
“没咋。”赵大柱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秀兰，我……我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堵啥？”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种了半辈子地，连买卖的价都不敢还。”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一个女人，进人家的门，跟人家谈判，一斤多谈出八分钱。我……我啥忙也帮不上。”
王秀兰弯下腰，从兜里掏出两毛钱，塞进他手里：“去，买两根冰棍。你一根，我一根。”
赵大柱攥着那两毛钱，呆呆地看着她。
“吃了冰棍，给我去供销社打听一下赵老二。”王秀兰说，“看他今天是不是也来卖山楂了。”
“打听他干啥？”
“知己知彼。”王秀兰说，“不看他，我心里没底。”
赵大柱“嗯”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秀兰，你真不慌吗？”
“慌什么？”
“挣了这么多钱。”赵大柱说，“我总觉得像做梦，哪天醒了就没了。”
王秀兰看着他，阳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脸瘦削而平静。她说：“做不醒。这钱是咱一颗一颗摘下来，一片一片切出来，再一袋一袋扛到城里的。它该是咱的，谁也拿不走。”
赵大柱听着，重重点了点头，转身买冰棍去了。
王秀兰一个人站在食品厂门外的老槐树下。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落。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叠温热的票子，又慢慢抽出来，在太阳底下看了一眼。五十二块，不多不少。加上家里剩下的，快一百五十块了。
她深吸一口气。这还只是开始。
远处，赵大柱朝她跑过来，手里举着两根冰棍，跑得跟个孩子似的。阳光下，冰棍纸泛着亮闪闪的光。
王秀兰笑了。
她咬了一口冰棍，甜的，凉丝丝的，一直甜到嗓子眼。她想，那个酸得倒牙的山楂，终究是换来了这一口甜。
“走，”她说，“去打听赵老二。”
“然后呢？”
“然后，”王秀兰把冰棍棍子从嘴里抽出来，“我有个新主意。”
赵大柱正舔着冰棍，闻言一愣：“啥主意？”
王秀兰朝食品厂的大门抬了抬下巴：“他们不只收山楂。红枣、花生、红薯干，都要。咱们村，还有周围十几个村子，这些东西有的是，就是没人往上送。往后我不光卖自己的，还要收别人的。收来再送这儿，中间的差价……”
她看着赵大柱的眼睛，那里面映着她的影子。
“就是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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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重也够你扛的。”王秀兰说，“早点走，凉快。”
天蒙蒙亮，两人出了门。赵大柱挑着担子，一头一袋，走得稳当。王秀兰背着两袋，用绳子勒在肩上，身子微微前倾。路上没碰见什么人，只村东头磨坊的灯已经亮了，里面传来磨盘转动的闷响。经过赵老二家时，王秀兰往那门口瞟了一眼，院门关着，烟囱还没冒烟。她没停步，继续往前走。
到了公社，宋老四的拖拉机果然又停在路口。他正往车上装几筐萝卜，看见王秀兰和赵大柱，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又是你俩？这回不买粮了，改卖货了？”
“宋师傅，捎到县城，多少钱？”王秀兰问。
“老规矩，一人两毛，货算一个人。”
王秀兰掏了六毛钱递过去。赵大柱把麻袋一只只搬上车斗，码在萝卜筐旁边。车斗里还坐着两个妇女，怀里各抱着一只鸡，鸡脑袋从篮子里探出来，咯咯叫。拖拉机突突突响起来，颠得鸡叫得更欢。
到县城时，太阳刚爬到房顶那么高。王秀兰跳下车，四下扫了一眼，对赵大柱说：“先去供销社问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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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来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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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色还行。”他吐掉渣子，“你打算卖多少？”
“你们收多少？”王秀兰反问。
“一级，一角二分。二级，一毛。你这货，二级吧。”
赵大柱刚要点头，被王秀兰拉住了。
“一角二分。”王秀兰说，“我这货您也看了，没有虫眼，片厚，晒得干透了。你要说二级，我不服。”
那人哼了一声：“我说了二级就是二级，不卖就拉走。”说完把烟往地上一丢，转身进了院子，不再搭理他们。
赵大柱急了，低声说：“秀兰，一毛就一毛吧，总比拉回去强。这来回折腾，功夫也是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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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
“食品厂。”
赵大柱愣了一下：“食品厂？那地方能随便进？人家是公家单位，大门上挂着‘闲人免进’呢！”
“我打听过。”王秀兰说，“食品厂每年入冬前都收山楂，收得比供销社还多。”
“你听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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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柱半信半疑，但看王秀兰已经往前走了，只好咬牙挑起担子跟上。县食品厂在北关，离供销社有两里多路。太阳越升越高，赵大柱的后背湿透了，两麻袋山楂干在扁担两头一沉一沉的。王秀兰背上的两袋也不轻，肩上的绳子勒出一道红印。两个人穿过半座县城，引来不少目光。有拉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都朝他们多看一眼。
食品厂的大门是两扇对开的铁门，门柱上刷着“抓质量 促生产”六个白字，红漆底子已经斑驳了。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王秀兰把麻袋放在门口，整了整衣服，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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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从报纸后面抬起眼：“你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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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什么事？”他抬起头。
“我是李家坳的，自家晒了些山楂干，想看看咱们厂收不收。”王秀兰站在门口，话说得不急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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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斤。”王秀兰说。
“什么价？”
“您开个价。”王秀兰说。
男人想了想：“供销社给你们多少？”
“一角二分。”
“那你上我这儿来，是嫌低了吧？”男人笑了。
王秀兰没接话。男人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似乎在想什么。过了几秒钟，他说：“我姓刘，采购科的。你以后可以叫我刘科长。”他顿了顿，“你这批货，我给你一毛七。现钱结。”
赵大柱两条腿差点没站住。一毛七！比供销社一斤多了五分钱！两百斤就是三十四块！他半个月工分也挣不来这个数。
王秀兰却摇了摇头。
“刘科长，我要两毛五。”
刘科长的笑僵了一下：“两毛五？你去打听打听，全城哪个地方收过两毛五的山楂干？供销社一角二分，我们给一毛七，已经高出不少了。”
“那您听我说。”王秀兰不慌不忙，“这山楂干，我一颗颗挑过，烂的不要，虫咬的不要，片片晒到干透，手一捏就碎。你厂里做糖葫芦也好，做山楂糕也好，原料越干，出成率越高。外头收的货，水分大，压秤，你做出来的东西分量反而不够。我这一袋秤多少就是多少，不掺假，不喷水。这个价，您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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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袋全过完，两百零七斤。刘科长补了两块二毛五。王秀兰把钱数了两遍，揣进贴身口袋，又拍了拍，觉得口袋热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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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种了半辈子地，连买卖的价都不敢还。”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一个女人，进人家的门，跟人家谈判，一斤多谈出八分钱。我……我啥忙也帮不上。”
王秀兰弯下腰，从兜里掏出两毛钱，塞进他手里：“去，买两根冰棍。你一根，我一根。”
赵大柱攥着那两毛钱，呆呆地看着她。
“吃了冰棍，给我去供销社打听一下赵老二。”王秀兰说，“看他今天是不是也来卖山楂了。”
“打听他干啥？”
“知己知彼。”王秀兰说，“不看他，我心里没底。”
赵大柱“嗯”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秀兰，你真不慌吗？”
“慌什么？”
“挣了这么多钱。”赵大柱说，“我总觉得像做梦，哪天醒了就没了。”
王秀兰看着他，阳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脸瘦削而平静。她说：“做不醒。这钱是咱一颗一颗摘下来，一片一片切出来，再一袋一袋扛到城里的。它该是咱的，谁也拿不走。”
赵大柱听着，重重点了点头，转身买冰棍去了。
王秀兰一个人站在食品厂门外的老槐树下。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落。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叠温热的票子，又慢慢抽出来，在太阳底下看了一眼。五十二块，不多不少。加上家里剩下的，快一百五十块了。
她深吸一口气。这还只是开始。
远处，赵大柱朝她跑过来，手里举着两根冰棍，跑得跟个孩子似的。阳光下，冰棍纸泛着亮闪闪的光。
王秀兰笑了。
她咬了一口冰棍，甜的，凉丝丝的，一直甜到嗓子眼。她想，那个酸得倒牙的山楂，终究是换来了这一口甜。
“走，”她说，“去打听赵老二。”
“然后呢？”
“然后，”王秀兰把冰棍棍子从嘴里抽出来，“我有个新主意。”
赵大柱正舔着冰棍，闻言一愣：“啥主意？”
王秀兰朝食品厂的大门抬了抬下巴：“他们不只收山楂。红枣、花生、红薯干，都要。咱们村，还有周围十几个村子，这些东西有的是，就是没人往上送。往后我不光卖自己的，还要收别人的。收来再送这儿，中间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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