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3章 请认真研判主动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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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两天后送到更高级别领导办公桌上的。
秘书把文件放在桌上，蓝色封皮，左上角印着“机密”二字。领导放下手里的笔，翻开封面，先看了摘要页。
产业司的意见：周开飞掌握的技术可能对高端制造的材料基础产生系统性影响，建议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探索获取技术信息的可行路径。
安全司的意见：周开飞的行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安全部门无权介入商业技术领域。如需突破现行法律框架，须获得更高级别授权。
两份意见附在同一个卷宗里，结论指向相反的方向。
领导把报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包括邱平和提交的原始记录，包括张副司长对周开飞的人格分析，包括陈副司长提出的三种替代路径及其被驳回的记录。
全部看完之后，他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产业司说的是对的——如果周开飞手里的东西真如邱平和判断的那样，能改写合金钢体系的技术路径，那就是国家战略资源，不能放任它留在私人手里凭运气发展。
安全司说的也是对的——法律就是法律，安全部门的职能边界不能因为一个诱人的目标就被模糊。今天能为了一项技术破例，明天就能为另一项技术破例，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不再是规矩了。
两个都对。
但政策不能停留在“两个都对”的状态。
领导重新翻开报告，拿起笔，在末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批示。
请认真研判主动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写完之后，把笔帽盖上，将报告递给秘书：“发回产业司和安全司，让他们按这个方向重新拟一份联合方案。”
---
产业司和安全司又连夜开了一个会。
人到齐之后，包司长先把领导的批示念了一遍，然后才开始发言，“领导的意思很明确，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接触，而是研判风险。”
陈副司长翻开笔记本：“我下午列了一份风险清单，初步分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技术流失风险——如果我们主动接触，周开飞察觉到组织的意图，他可能会采取更严密的保护措施，甚至直接中断与邱平和的学术往来。
第二层是企业外迁风险——周开飞目前的资产和业务都在境内，但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安全受到威胁，不排除他会考虑在境外设立研发分支。
第三层是人才流失风险——如果他感觉到不安全，他本人可能会有出境的打算。”
“第三条已经被堵住了。”张副司长说，“他现在的出入境状态是受限的，理由是涉及重大商业秘密纠纷调查，这个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能持续多久？”包司长问。
“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延长。”张副司长说，“但只能用一次。”
“一次？”
“只要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他就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他的财力，请个好律师不难。”
“不只是律师。”张副司长说，“他可以在媒体上发声，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而我们限制他的法律依据非常单薄。”
“怎么说？”
“他的知识不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完全属于他个人。”
陈副司长插了一句：“但他确实掌握了这项技术。”
“他可以否认。”张副司长说，“没有论文，没有专利，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记录能证明他手里有东西。所有东西都藏在他的大脑里。他完全可以不承认。”
包司长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而且时间窗口很短。”张副司长说，“从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到他成功解除限制，中间的间隔不会太长。”
包司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再探讨下去，又触碰了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那些禁忌手段。
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
陈副司长打破了沉默：“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风险有多少种，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筹码可以给他？”
没有人接话。
包司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钱？”他自问自答，“他不缺钱。他的车刀片业务月营收一亿多，利润高得离谱。账上趴着四个多亿的现金。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比他更健康。”
“政策？”他又摇了摇头，“他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排队等着提货。他不需要税收优惠，不需要用地指标，不需要贷款额度。他甚至不需要政府帮他推广——他的客户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荣誉？”他继续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方向上的需求。”
这时候张副司长冷冷地补了几句：“根据他和邱教授的交流，那套理论只有一万多字。他只是个职业大专毕业生，理论基础薄弱。这套理论如果公开，国内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能迅速消化并超越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的话语气很重：“也就是说，我们想从他手里拿走的东西，本身就是他巨额财富的源头。他的技术优势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之上，一旦对称了，他的企业马上就会失去竞争力。”
会议室里的空气完全凝住了。
陈副司长忽然开口，像是想到了什么：“那……开放专利给他呢？”
他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太对，补了一句：“不是让他申请专利，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帮他把他那套理论申请成专利，用国家的力量保护起来。这样他不用担心中间被人截胡，我们也算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
包司长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完全不可行。”
“理论是没办法申请专利的。”他说，“专利保护的是具体的工艺、配方、设备参数，是一套可以被复制和验证的操作流程。周开飞手里那套东西是一套理论框架——一万多字的描述，没有公式，没有实验数据，没有标准化的工艺流程。你拿什么去申请？”
“就算勉强申请下来了，”他继续说，“那套理论公开之后，国内任何一家巨型钢铁企业，他们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有几十年的冶金经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析设备。
他们拿到这一万多字之后，有无数种方法绕开你的专利——换一种热处理曲线、调整几个百分点的成分比例、改变一道工序的顺序。专利法保护的是具体的技术方案，不是一套抽象的物理原理。”
没有人回答。
包司长靠回椅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茫然，“可能整个世界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掌握在一个没有任何学术荣誉追求的个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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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把文件放在桌上，蓝色封皮，左上角印着“机密”二字。领导放下手里的笔，翻开封面，先看了摘要页。
产业司的意见：周开飞掌握的技术可能对高端制造的材料基础产生系统性影响，建议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探索获取技术信息的可行路径。
安全司的意见：周开飞的行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安全部门无权介入商业技术领域。如需突破现行法律框架，须获得更高级别授权。
两份意见附在同一个卷宗里，结论指向相反的方向。
领导把报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包括邱平和提交的原始记录，包括张副司长对周开飞的人格分析，包括陈副司长提出的三种替代路径及其被驳回的记录。
全部看完之后，他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产业司说的是对的——如果周开飞手里的东西真如邱平和判断的那样，能改写合金钢体系的技术路径，那就是国家战略资源，不能放任它留在私人手里凭运气发展。
安全司说的也是对的——法律就是法律，安全部门的职能边界不能因为一个诱人的目标就被模糊。今天能为了一项技术破例，明天就能为另一项技术破例，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不再是规矩了。
两个都对。
但政策不能停留在“两个都对”的状态。
领导重新翻开报告，拿起笔，在末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批示。
请认真研判主动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写完之后，把笔帽盖上，将报告递给秘书：“发回产业司和安全司，让他们按这个方向重新拟一份联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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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司和安全司又连夜开了一个会。
人到齐之后，包司长先把领导的批示念了一遍，然后才开始发言，“领导的意思很明确，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接触，而是研判风险。”
陈副司长翻开笔记本：“我下午列了一份风险清单，初步分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技术流失风险——如果我们主动接触，周开飞察觉到组织的意图，他可能会采取更严密的保护措施，甚至直接中断与邱平和的学术往来。
第二层是企业外迁风险——周开飞目前的资产和业务都在境内，但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安全受到威胁，不排除他会考虑在境外设立研发分支。
第三层是人才流失风险——如果他感觉到不安全，他本人可能会有出境的打算。”
“第三条已经被堵住了。”张副司长说，“他现在的出入境状态是受限的，理由是涉及重大商业秘密纠纷调查，这个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能持续多久？”包司长问。
“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延长。”张副司长说，“但只能用一次。”
“一次？”
“只要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他就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他的财力，请个好律师不难。”
“不只是律师。”张副司长说，“他可以在媒体上发声，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而我们限制他的法律依据非常单薄。”
“怎么说？”
“他的知识不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完全属于他个人。”
陈副司长插了一句：“但他确实掌握了这项技术。”
“他可以否认。”张副司长说，“没有论文，没有专利，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记录能证明他手里有东西。所有东西都藏在他的大脑里。他完全可以不承认。”
包司长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而且时间窗口很短。”张副司长说，“从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到他成功解除限制，中间的间隔不会太长。”
包司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再探讨下去，又触碰了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那些禁忌手段。
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
陈副司长打破了沉默：“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风险有多少种，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筹码可以给他？”
没有人接话。
包司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钱？”他自问自答，“他不缺钱。他的车刀片业务月营收一亿多，利润高得离谱。账上趴着四个多亿的现金。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比他更健康。”
“政策？”他又摇了摇头，“他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排队等着提货。他不需要税收优惠，不需要用地指标，不需要贷款额度。他甚至不需要政府帮他推广——他的客户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荣誉？”他继续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方向上的需求。”
这时候张副司长冷冷地补了几句：“根据他和邱教授的交流，那套理论只有一万多字。他只是个职业大专毕业生，理论基础薄弱。这套理论如果公开，国内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能迅速消化并超越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的话语气很重：“也就是说，我们想从他手里拿走的东西，本身就是他巨额财富的源头。他的技术优势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之上，一旦对称了，他的企业马上就会失去竞争力。”
会议室里的空气完全凝住了。
陈副司长忽然开口，像是想到了什么：“那……开放专利给他呢？”
他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太对，补了一句：“不是让他申请专利，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帮他把他那套理论申请成专利，用国家的力量保护起来。这样他不用担心中间被人截胡，我们也算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
包司长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完全不可行。”
“理论是没办法申请专利的。”他说，“专利保护的是具体的工艺、配方、设备参数，是一套可以被复制和验证的操作流程。周开飞手里那套东西是一套理论框架——一万多字的描述，没有公式，没有实验数据，没有标准化的工艺流程。你拿什么去申请？”
“就算勉强申请下来了，”他继续说，“那套理论公开之后，国内任何一家巨型钢铁企业，他们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有几十年的冶金经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析设备。
他们拿到这一万多字之后，有无数种方法绕开你的专利——换一种热处理曲线、调整几个百分点的成分比例、改变一道工序的顺序。专利法保护的是具体的技术方案，不是一套抽象的物理原理。”
没有人回答。
包司长靠回椅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茫然，“可能整个世界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掌握在一个没有任何学术荣誉追求的个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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