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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厂也需要记

    开春之后,店里的业务确实多起来了。电子厂、汽车厂、家电厂,三条线排得密密麻麻,每天都有大巴进进出出,新合同一摞一摞地签。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回到店里也是在对账,几乎没怎么顾得上物流厂那边的单子。

    有一天傍晚,我从坪山回来,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钱德利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一本旧登记本,比我们平时用的那本厚一些,纸张泛黄卷边,像是很久没被翻开过了。他正在上面写着什么,一笔一画的,写得很慢。

    “你在写什么?“我走过去问。

    他放下笔,把本子转过来让我看。上面是一页物流厂的单子,日期写的是当天,人名、工价、工时全列得整整齐齐,跟往常一样。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还在记这个。

    “物流厂的单子,你也记?“我问。

    他低头把那页纸又看了一遍,合上本子,像确认一个习惯:“物流厂和新来的厂合作必须记,因为当初我就是靠物流厂生存的。再说,他们——“

    他朝窗外偏了偏头。我顺着看过去,公园那边,榕树底下还蹲着几个人。天快黑了,他们的轮廓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是蹲着的姿态。风把塑料袋从路面上吹过,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开口。

    “再说他们也要吃饭,就留着吧。“

    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跟那些新厂的账目隔着几层纸。

    我从那本翻得泛黄的登记本里,闻到一种时间沉淀下来的味道——不是灰尘的那种旧,而是像一张坐了很多年的椅子,木头已经被坐得光滑发亮,每一道纹路里都嵌着指节反复按压的痕迹。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一趟物流厂,那辆白色中巴停在厂门口等我。司机老王靠在驾驶座上抽烟,看见我过来,只是抬了一下下巴,算是打过了招呼。我站在车门外看了一眼车厢,里面坐了七八个人,都是我在公园见过的那几张面孔。红褂子老哥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难得没有在讲话,只是看着窗外,耳机线垂在肩上,没有连上。

    “今天人少了?“我问老王。

    “嗯,走了几个。去别的地方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上车,只是站在车门边,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歪在座位上。车厢里的灯没有开,只有傍晚从车窗外透进来的灰白天光,将他们拢在同一道光线里。司机发动了车,车门关上之前,有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然后车开走了,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线,拐过工业区的大铁门,驶入物流厂后面那条灰扑扑的货车通道。

    我往回走,经过公园的时候,看见榕树底下还蹲着几个人,不多,三四个。其中一个正低头剥橘子,另一个靠着树干抽烟,还有一个蹲在角落里翻手机。他们大概知道物流厂的车刚走,也大概知道明天还有一趟。他们不着急,因为习惯了。

    回到店里,我在那本旧登记本旁边坐了一会儿。我想起钱德利说“当初我就是靠物流厂生存的“那句话,他用的词是“生存“,不是“起步“。

    我翻开那本旧登记本,往前翻了几页。人名在变,工价在微调,地址栏里一直写着同一行物流厂的简称。这页纸像一道嵌在流水线上的旧槽口,缺口已经磨得圆了,正好够那些蹲在公园里的人扶着它站起来。

    我在最新那页的底部,用铅笔画了一道浅浅的横线。不重,刚好够下一次翻开时,知道这一页已经记过了。

    窗外,最后一点灰白色的余光正从巷口慢慢退去,落在榕树根上,像一层薄薄的尘土被风抹平。那些人明天还会来,那辆车明天还会开。

    而我和钱德利,还会翻开这本本子,用同一支笔,在同一个日期栏里写下同一行物流厂的名字。

    就像墙皮一层层剥落、又一层层刷上新漆,那些等着上车的人,跟旧本子里泛黄的名字之间,隔着一段擦不掉的距离——可本子就一直摊在那里,风掀不动,人也合不上。那些蹲在公园里的人,需要的不是一座新厂,只是那辆还会来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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