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三十年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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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贺知舟坐在公寓书桌前,屏幕上是一封来自柏林的加密邮件。
发件人的名字他不认识,但邮件开头写着克劳斯让我转发这份资料给你,后面附了一个四位数的验证码。
贺知舟输入验证码,附件解压之后弹出三份PDF文件。
第一份是一页扫描件,页眉印着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的抬头,文件编号下面标注着内部质量管理报告,日期是三年前的九月。
贺知舟把页面放大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报告标题是关于2021年9月12日心脏外科术中不良事件的调查结论。
他逐行往下看。
患者Anna SChmidt,女,四十七岁,诊断为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合并左心房血栓,术式为二尖瓣置换加左心房血栓清除术。
术中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抢救无效死亡。
调查结论一栏写着,术中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考虑与患者自身基础疾病相关,非医疗操作失误所致。
报告最后的签字人有三个名字。
第一个是当时的心外科质量管理委员会主任,FriedriCh Weber。
第二个是麻醉科代表,名字贺知舟不认识。
第三个,贺知舟的目光在那个签名上停了几秒。
HanS Müller。
MarCUS Reinhardt的博士生导师,2022年已经退休。
贺知舟把这页扫描件最小化,打开第二份PDF。
这是一封内部邮件的截图,发件人是质量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收件人是FriedriCh Weber本人,时间比调查报告早了三天。
邮件内容很短。
“Weber教授,附件中的证人陈述和原始麻醉记录已按您的要求从正式报告中移除,归入机密附件保管。机密附件编号KA-2021-0912C,保管地点为医院档案中心B区。”
贺知舟看着那个编号,把它记在了手边的便签纸上。
第三份PDF是克劳斯自己写的一段说明文字。
“这份机密附件的存在我是从Weber教授退休前的一次私人聚会上偶然得知的,他当时喝多了,跟人抱怨说那份报告他签得很不舒服,有些东西被人施压压下来了。”
“我试过通过正常渠道申请调阅,被档案中心以涉及患者隐私和医院内部管理为由拒绝了。”
“但根据德国联邦档案法,医疗机构的内部质量管理文件保存期限为三十年,期间如涉及司法调查或学术伦理审查,可依法申请强制披露。”
“换句话说,那份文件还在,而且在适当的法律程序下可以被调出来。”
贺知舟把三份文件全部看完,靠回椅背上。
机密附件里装的是什么,他现在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推测。
Anna SChmidt的证词,或者更关键的东西,术中的原始用药记录。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最直接的物证。
当年那台手术,Anna SChmidt之所以会出现术中DIC,不是因为什么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而是因为术前被使用了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型抗凝药物。
那种药物是MarCUS主导的一项研究课题的核心成果,尚未通过三期临床审批,没有合法的人体使用许可。
MarCUS把它用在了Anna SChmidt身上,没有知情同意,没有伦理审批,纯粹是为了收集活体数据来支撑他即将发表的那篇论文。
贺知舟是那台手术的一助,他在术中发现了异常,但已经来不及了。
Anna SChmidt死在了手术台上,而MarCUS用他的人脉和权力把一切都掩盖了。
调查报告写的是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
真相被锁进了档案中心B区的机密附件里。
贺知舟拿起那张写着编号的便签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通讯软件,给克劳斯发了一条消息。
“KA-2021-0912-C,如果要通过学术伦理审查程序申请强制披露,需要什么条件。”
克劳斯的回复在二十分钟后到达。
“需要一个具有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或联邦医师协会提出正式的学术不端指控,指控中必须明确指出该机密文件与涉嫌不端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一旦指控被受理,档案中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配合调查机构调阅相关文件。”
贺知舟看着这段文字,手指在桌面上无声地敲了三下。
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
他本人就是那台手术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当年正是MarCUS以他参与了那台手术为由,暗示他是共犯,逼迫他主动离职以换取事件不被公开。
三月份的国际外科学会年会,学术伦理分委会的成员都会到场。
如果他在年会的公开演讲中提出质疑,同时通过正式渠道向德国联邦医师协会递交学术不端指控。
两条路同时走。
公开舆论施压加上法律程序启动,MarCUS就算有通天的人脉,也堵不住两个方向同时涌来的水。
贺知舟把便签纸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里,关掉所有文件,清除了浏览器缓存。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江城的夜景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光斑。
手机响了一声,苏半夏的消息。
“明天有台阑尾炎你帮我盯一下,实习生主刀,我去卫健委开会。”
贺知舟回了个好字,把手机放回桌上。
窗外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断续续地传过来,在夜风里拉成一条细线。
那份文件还在柏林档案中心的保险柜里,安静地等了三年。
再等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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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舟输入验证码,附件解压之后弹出三份PDF文件。
第一份是一页扫描件,页眉印着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的抬头,文件编号下面标注着内部质量管理报告,日期是三年前的九月。
贺知舟把页面放大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报告标题是关于2021年9月12日心脏外科术中不良事件的调查结论。
他逐行往下看。
患者Anna SChmidt,女,四十七岁,诊断为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合并左心房血栓,术式为二尖瓣置换加左心房血栓清除术。
术中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抢救无效死亡。
调查结论一栏写着,术中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考虑与患者自身基础疾病相关,非医疗操作失误所致。
报告最后的签字人有三个名字。
第一个是当时的心外科质量管理委员会主任,FriedriCh Weber。
第二个是麻醉科代表,名字贺知舟不认识。
第三个,贺知舟的目光在那个签名上停了几秒。
HanS Müller。
MarCUS Reinhardt的博士生导师,2022年已经退休。
贺知舟把这页扫描件最小化,打开第二份PDF。
这是一封内部邮件的截图,发件人是质量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收件人是FriedriCh Weber本人,时间比调查报告早了三天。
邮件内容很短。
“Weber教授,附件中的证人陈述和原始麻醉记录已按您的要求从正式报告中移除,归入机密附件保管。机密附件编号KA-2021-0912C,保管地点为医院档案中心B区。”
贺知舟看着那个编号,把它记在了手边的便签纸上。
第三份PDF是克劳斯自己写的一段说明文字。
“这份机密附件的存在我是从Weber教授退休前的一次私人聚会上偶然得知的,他当时喝多了,跟人抱怨说那份报告他签得很不舒服,有些东西被人施压压下来了。”
“我试过通过正常渠道申请调阅,被档案中心以涉及患者隐私和医院内部管理为由拒绝了。”
“但根据德国联邦档案法,医疗机构的内部质量管理文件保存期限为三十年,期间如涉及司法调查或学术伦理审查,可依法申请强制披露。”
“换句话说,那份文件还在,而且在适当的法律程序下可以被调出来。”
贺知舟把三份文件全部看完,靠回椅背上。
机密附件里装的是什么,他现在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推测。
Anna SChmidt的证词,或者更关键的东西,术中的原始用药记录。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最直接的物证。
当年那台手术,Anna SChmidt之所以会出现术中DIC,不是因为什么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而是因为术前被使用了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型抗凝药物。
那种药物是MarCUS主导的一项研究课题的核心成果,尚未通过三期临床审批,没有合法的人体使用许可。
MarCUS把它用在了Anna SChmidt身上,没有知情同意,没有伦理审批,纯粹是为了收集活体数据来支撑他即将发表的那篇论文。
贺知舟是那台手术的一助,他在术中发现了异常,但已经来不及了。
Anna SChmidt死在了手术台上,而MarCUS用他的人脉和权力把一切都掩盖了。
调查报告写的是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
真相被锁进了档案中心B区的机密附件里。
贺知舟拿起那张写着编号的便签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通讯软件,给克劳斯发了一条消息。
“KA-2021-0912-C,如果要通过学术伦理审查程序申请强制披露,需要什么条件。”
克劳斯的回复在二十分钟后到达。
“需要一个具有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或联邦医师协会提出正式的学术不端指控,指控中必须明确指出该机密文件与涉嫌不端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一旦指控被受理,档案中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配合调查机构调阅相关文件。”
贺知舟看着这段文字,手指在桌面上无声地敲了三下。
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
他本人就是那台手术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当年正是MarCUS以他参与了那台手术为由,暗示他是共犯,逼迫他主动离职以换取事件不被公开。
三月份的国际外科学会年会,学术伦理分委会的成员都会到场。
如果他在年会的公开演讲中提出质疑,同时通过正式渠道向德国联邦医师协会递交学术不端指控。
两条路同时走。
公开舆论施压加上法律程序启动,MarCUS就算有通天的人脉,也堵不住两个方向同时涌来的水。
贺知舟把便签纸折好放进钱包夹层里,关掉所有文件,清除了浏览器缓存。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江城的夜景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光斑。
手机响了一声,苏半夏的消息。
“明天有台阑尾炎你帮我盯一下,实习生主刀,我去卫健委开会。”
贺知舟回了个好字,把手机放回桌上。
窗外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断续续地传过来,在夜风里拉成一条细线。
那份文件还在柏林档案中心的保险柜里,安静地等了三年。
再等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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