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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那句话

    回到学校,春末的梧桐已经封了行道。离毕业还有阵子,食堂门口贴着就业指导的海报,路上碰见的同学都在说分配。有的想留省城,有的托人往机关挤,陶爱民都不掺和,只把铺盖摊开,先把论文最后一遍校对完。

    程教授看了,只批了四个字:落到地上。

    陶爱民琢磨这四个字。他的论文写初次分配,通篇是数字和公式,可程教授要的“地上“,是田埂上、车间里、账本外头那群活人。他想了想,在结语加了一句:分蛋糕的人,得先看见吃不上蛋糕的人。

    四月里一个晴天下午,他去农学院后山。去年苗圃里那两棵桃苗,是她教他移的,他一直记着。试验田边,她蹲在田埂上,正给一垄新栽的桃苗培土,裤脚卷到膝盖,手上全是泥,额角的汗把刘海黏了几缕。春风一过,漫山都是新叶的味。这垄田,正是去年她带他移栽桃苗的地方,那时她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他记到现在。

    “陶同学。“她抬头看见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年后家里那摊事,处理妥了?“

    “妥了。“他在田埂上坐下,“你那两棵桃苗,我搁窗台养着,活着。“

    苏晓晴笑了一下:“活着就行。我去年说的那句话——等分配定了,有句话跟你说。现在你分配定没?“

    陶爱民摇头:“没定。快了,也就这俩月。“

    “那就等定了再说?“

    “你说的是等分配定。可我估摸着,我这分配,定下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他看着她手上的泥,“我大概率不去省城,得往底下走。苦,也未必有成绩。“

    苏晓晴把锄头搁下,在他旁边蹲好:“你跟我说这个,是怕我那句话你说不出口?“

    他没答,等她说。

    风从田里过来,带着新翻泥土的潮味。苏晓晴忽然不笑了,很认真地看他:“陶爱民,我第一次见你,是图书馆借书卡,你前头那个人。后来球场边,你一个人拿着规则手册去找裁判,全场就你一个。再后来苗圃里,你算账算到分毫不差,却算漏了你自己。“

    她把这些年份串起来,像在给一株苗掐须:“我观察你不是一天了。你这人,对别人算得清,对自己算得狠。可感情这回事,你越算,越容易把真心算丢。“

    她顿了顿。

    “我这话不绕了。我喜欢你。不是同学那种,是想跟你过日子的那种。你别急着回,听我说完——我知道你要进体制,要走一条难的路,可能去很苦的地方,可能很多年没消息。这些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你把我当没长大的小姑娘,替我做了决定,不问我。“

    陶爱民听着。他前世见过太多人在位子上,替别人做决定,做得人连话都没处说。眼前这个姑娘,蹲在泥里,把话摊得明明白白,倒比许多厅局里的汇报都干净。

    他前世也见过另一种人——在位子上,拿一句轻飘飘的许诺,拴住别人一辈子,到头来自己升了、调了、忘了,留人家在原地等。那种亏,他这辈子不想让人吃,更不想让眼前这个人吃。

    他沉默了很久。

    “苏晓晴。“他叫她全名,“你那两棵桃苗,我养在窗台,是真养着,不是客气。你借书卡排我前头那回,我就记住你名字了。这些,我心里有数。“

    “那你有数,就给句准话。“

    “准话我给不了。“他说得平,“我这条路,前头看不清。分配没定,定了也不一定稳。我要是现在跟你许了什么,将来走不动了,害的是你。“

    苏晓晴盯着他:“你这是拒我?“

    “不是拒。“陶爱民看着她的眼睛,“是不骗你。我喜欢你,真的。可我喜欢你,就不该拿一句空话把你拴在一条我不知道通到哪的路。“

    风停了一瞬。远处有布谷鸟叫。

    苏晓晴忽然笑了:“你这人,算账算到分毫不差,唯独这事,算得比我见过的谁都笨。“

    “笨点好。“他也笑了一下,“笨点,不出错。“

    她伸手,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沾了点泥:“行。那我也给你句准话——我等你分配定。定了,苦的远的,我都认。你要是真走不动了,我也不会赖你。可你要是平白无故把我甩了,我饶不了你。“

    陶爱民把手收回来,泥印子还在:“这个准话,我接了。“

    两人都没再往前一步。田埂很窄,俩人蹲着,中间隔着一垄刚培好土的桃苗。布谷鸟又叫了两声,苏晓晴站起来,拍了拍裤腿的泥。

    “苗圃里我跟你说的,账要平,苗床也要平。“她背起锄头,“你那本账,平不平我不管,可你人得平。别把自己算丢了。“

    “记着了。“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陶爱民。“

    “嗯。“

    “那句话我说完了。你那句准话,我也收着了。剩下的,等你分配定。“

    她朝山下走去,围裙在风里飘了一下。

    陶爱民在田埂上坐了很久。手背上的泥印子干了,他用指甲抠了抠,没抠掉。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父亲说手在活就在,可父亲的手,没护住自己。苏晓晴方才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跟他撕账本那夜想的事,是一个理——他进体制,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可别到头来,把自己那双手也算没了。

    傍晚回宿舍,他把窗台那两棵桃苗浇了水。苗活了,抽了新叶,嫩绿得扎眼。他盯着那点绿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趟回来,身上多了两样沉甸甸又轻飘飘的东西:父亲那句“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和苏晓晴那句“我等你分配定“。一个从根上来的,一个往远处去的,把他夹在中间,反倒稳了。

    论文最后一页,他写的是“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这回他信了——不是信纸上的理,是信田埂上那个沾泥的姑娘,和车间里那块擦亮的工牌。

    夜里,他把那张贺年卡翻出来,压在论文上。卡上“静候分晓“四个字,如今有了着落:分晓不在他嘴上,在他要走的那条路上。

    他忽然觉得,这一趟回来,肩上轻了,心里却重了——轻的是没了那笔买不下厂的执念,重的是真要去做的事,一件件都压在日程上。苏晓晴那句准话,他收着;父亲那块工牌,他记着;这两样一前一后,够他把前半程走稳,也够他提醒自己,别在半道上把人算丢了。

    分配,就在这俩月里。

    他把抽屉关上。夜很深了,窗外梧桐的影子投在墙上,晃了晃,又静了。这一章,先到这里;下一章,是跟舅舅的那场谈话,是把三百三十多万,一笔一笔,交出去的头一道关。

    而资产清零的那张清单,还压在抽屉最里头,等着他一笔一笔去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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