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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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二，从临江动身，火车坐了十九个钟头硬座，到清源县城是上午九点。再倒班车到红旗镇，最后八里土路靠腿。化了一半的雪在路面上冻成壳，一脚下去嘎吱一声。陶爱民背着帆布包，拎两个网兜，走到陶家湾村口，先看见自家的烟囱。烟是直的，天冷，风小。
镇上正逢年集。街两边的摊子比往年稀，卖鞭炮的占了多半，肉摊前排队的人攥着肉票似的攥着钱，一斤一吊地割。供销社门口挂出一批降价的确良，喇叭里放着《恭喜发财》，声音在冷风里发飘。陶爱民拎着网兜从人缝里穿过去，没多停。
院门虚掩。母亲在灶间拉风箱，听见脚步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愣了两秒。
“咋不拍个电报。进京赶考也没你这么突然的。“
“车上能睡着，不遭罪。“
母亲接过网兜，掂了掂，嘴上埋怨乱花钱，手却把最沉的那个拎得稳稳的。屋里比往年素净。墙上新糊了报纸，八仙桌擦得发亮。年货在里屋搁着：往年两条腌鱼，今年一条；两斤猪肉，一袋冻豆腐，一挂小鞭。北屋那两口冻丸子的脸盆，摞在一起，是空的。
晚上母亲才说：“明天小年，丸子减一半。你爸牙口不好，硬的嚼不动，炸多了搁坏。反正你回来了，菜够吃就行。“
陶爱民应了一声，没接话。
父亲是天黑透到家的。三十里地，顶风骑了一个半钟头。进门先拍棉帽上的霜，再脱大衣，大衣下摆扫过门框，带下来一层灰。他比秋天瘦了，颧骨支起来，棉袄空出一截，只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虎口的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饭桌上话不多。母亲说他瘦了，他说车间冷，多耗人。
饭吃到一半，母亲从五斗橱里拿出几张纸，推过来，像出示什么证据：“你看看。厂里打的条子，盖着红章。三个月了，月月发六成，剩下的打这个，说是开春补。“
纸上盖着红星机械厂财务科的章，数字清楚：应发二百七十一元，实发一百六十二元六角，欠发一百零八元四角。
父亲瞥了一眼那几张纸，扒了口饭，说：“条子也是章。厂里难，赖不着谁。“
“章能顶馍馍吃？“母亲声音低下去，“腊月里跟人家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章。“
父亲不吭声了，把碗里的饭扒完，又添了半碗。
“咱厂还算好的，好歹发六成。“母亲把条子收回去，压进橱底，“我那个棉纺厂，压了半个月，主任说过了年一块儿结。“
陶爱民点点头，只问了句年三十家里还忙什么，别的没问。这些母亲信里都写过，信末还嘱咐过：别在他爸跟前提钱。
夜里他睡在自己那间屋，还是走前的样子。窗玻璃上结了霜花。苏晓晴放假前说过的那句话，他又想了一遍，没想透，先搁下。
腊月二十六，去舅舅家送节礼。
舅舅杨立冬家在红旗镇街面上，两间门脸打通的院子。院门口挂了块新牌子，红底黄字：东方实业公司。牌子是喷漆的，字边上还留着描字的粉印。院里新盘了炉子，炉筒子伸出房檐，八个工人正往屋里抬一台旧车床，号子声混着笑骂。卫东出来迎，烟先递过来，自己嘴里也叼着一根，人胖了一圈，皮夹克领子立着。
“公司刚挂牌，腊月里先接了两单修泵的活，开春还有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卫东说这些的时候嗓门不小，院里干活的都听得见。
舅妈端出一盆刚炸好的丸子，肉丸子，油汪汪的，还烫手。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冻梨，还有一包带玻璃纸的糖。母亲坐在炕沿上跟舅妈说话，两个老人都说钱难挣，调子却不一样：一个说完难处就叹气，一个说完难处，又说起了开春的打算。
回家路上，母亲说：“你卫东哥借的那二十万，你舅逢人便说是亲戚凑的，没提你。“
“嗯。就这么说。“
腊月二十八，父亲去厂里结账，陶爱民跟着走了一趟，捎两瓶酒给齐师傅。
厂在县城郊。厂门上的标语掉了一个角，末尾那个字只剩半边。传达室生着炉子，看门老头认识父亲，抬抬下巴放了行。车间那边稀稀拉拉几个人影。齐师傅在钳台边上，七十一了，退休证揣在兜里，人被返聘回来看设备，一个月八十块。
老钻床还在转。皮带换了新的，床头擦得发亮，跟周围几台蒙着苫布的机床不是一码事。齐师傅收酒，推让了一回，收了，拿报纸包好，搁在工具箱上。
“你爸那台钻床，去年秋天大修，我盯着弄的。“齐师傅拍拍床头，“返聘回来没事干，就看看这几台老家伙。年轻人不待见它们喽。“
陶爱民问厂里开春的活多不多。齐师傅把烟在鞋底上磕了磕，半天说了一句：
“厂里就剩这点活，还值得动真手艺了。“
说完往车间那头努了努嘴。那头静悄悄的，玻璃天窗上落着雪。
年三十上午，陶爱民把母亲叫到灶间，从贴身兜里掏出两千块钱，一沓十块的，纸筋捆着，放在案板上。
“妈，这是铺面的租金。“
母亲擦着手，没去碰。
“去年开春我跟同学在临江合买的那个小铺面，您信里问过的。去年冬天租出去了，一年四千多，这是先到的一半年钱。“他把话说得慢，“房子在银行正经过的户，租金是我一笔一笔存的。干净钱。“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你留着。你下学期大四，往后用钱的地方多。“
“助学金够我吃饭。这是铺面挣的，不是跟家里要的。“他把钱往前推了推，“儿子给家里过年钱，往后年年有。“
母亲又推回来一回。第三回，她没推。她数都没数，拿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进了里屋。里屋没点灯，父亲坐在黑地里，正擦那个装卡尺和锉刀的木匣子。帘子掀开又落下。从头到尾，里屋没有一点声音。
第二天清早，陶爱民买给父亲的那双翻毛劳保皮鞋，穿在了父亲脚上，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饭桌上父亲说了一句话：“钱跟收条，叫你妈收进饼干盒。“就这一句。
年夜饭是三口人。丸子半盆，鱼一条，白菜炖粉条，一瓶本省的白酒。父亲倒了第一杯，敬祖宗；第二杯敬他，说娃大了。第二杯喝到一半，父亲把杯子放下，再没拿起来。四年前红榜那回，三桌酒喝到了底朝天；这一回，一瓶酒封着，只下去两杯。
零点，鞭炮响成一片。父亲出去放完自家那挂小鞭，没回屋，一个人在院里站着。陶爱民在窗户里看，父亲的背影缩着，烟头的光一明一暗。母亲在屋里擀皮包饺子，说别管他，让他站会儿。
那支烟抽了很久。
初三清早，天没亮透，院里有动静。父亲在推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工具包。
“爸，初三人家的厂都歇着。“
“轮着我值班。初五一开工有批急活，得先把机床校一遍。“父亲紧了紧闸线。
“我跟你去。“
父亲愣了愣，扭头看他。
“厂里冷。“
“我不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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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门虚掩。母亲在灶间拉风箱，听见脚步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愣了两秒。
“咋不拍个电报。进京赶考也没你这么突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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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接过网兜，掂了掂，嘴上埋怨乱花钱，手却把最沉的那个拎得稳稳的。屋里比往年素净。墙上新糊了报纸，八仙桌擦得发亮。年货在里屋搁着：往年两条腌鱼，今年一条；两斤猪肉，一袋冻豆腐，一挂小鞭。北屋那两口冻丸子的脸盆，摞在一起，是空的。
晚上母亲才说：“明天小年，丸子减一半。你爸牙口不好，硬的嚼不动，炸多了搁坏。反正你回来了，菜够吃就行。“
陶爱民应了一声，没接话。
父亲是天黑透到家的。三十里地，顶风骑了一个半钟头。进门先拍棉帽上的霜，再脱大衣，大衣下摆扫过门框，带下来一层灰。他比秋天瘦了，颧骨支起来，棉袄空出一截，只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虎口的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饭桌上话不多。母亲说他瘦了，他说车间冷，多耗人。
饭吃到一半，母亲从五斗橱里拿出几张纸，推过来，像出示什么证据：“你看看。厂里打的条子，盖着红章。三个月了，月月发六成，剩下的打这个，说是开春补。“
纸上盖着红星机械厂财务科的章，数字清楚：应发二百七十一元，实发一百六十二元六角，欠发一百零八元四角。
父亲瞥了一眼那几张纸，扒了口饭，说：“条子也是章。厂里难，赖不着谁。“
“章能顶馍馍吃？“母亲声音低下去，“腊月里跟人家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章。“
父亲不吭声了，把碗里的饭扒完，又添了半碗。
“咱厂还算好的，好歹发六成。“母亲把条子收回去，压进橱底，“我那个棉纺厂，压了半个月，主任说过了年一块儿结。“
陶爱民点点头，只问了句年三十家里还忙什么，别的没问。这些母亲信里都写过，信末还嘱咐过：别在他爸跟前提钱。
夜里他睡在自己那间屋，还是走前的样子。窗玻璃上结了霜花。苏晓晴放假前说过的那句话，他又想了一遍，没想透，先搁下。
腊月二十六，去舅舅家送节礼。
舅舅杨立冬家在红旗镇街面上，两间门脸打通的院子。院门口挂了块新牌子，红底黄字：东方实业公司。牌子是喷漆的，字边上还留着描字的粉印。院里新盘了炉子，炉筒子伸出房檐，八个工人正往屋里抬一台旧车床，号子声混着笑骂。卫东出来迎，烟先递过来，自己嘴里也叼着一根，人胖了一圈，皮夹克领子立着。
“公司刚挂牌，腊月里先接了两单修泵的活，开春还有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卫东说这些的时候嗓门不小，院里干活的都听得见。
舅妈端出一盆刚炸好的丸子，肉丸子，油汪汪的，还烫手。桌上摆着瓜子、花生、冻梨，还有一包带玻璃纸的糖。母亲坐在炕沿上跟舅妈说话，两个老人都说钱难挣，调子却不一样：一个说完难处就叹气，一个说完难处，又说起了开春的打算。
回家路上，母亲说：“你卫东哥借的那二十万，你舅逢人便说是亲戚凑的，没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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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父亲去厂里结账，陶爱民跟着走了一趟，捎两瓶酒给齐师傅。
厂在县城郊。厂门上的标语掉了一个角，末尾那个字只剩半边。传达室生着炉子，看门老头认识父亲，抬抬下巴放了行。车间那边稀稀拉拉几个人影。齐师傅在钳台边上，七十一了，退休证揣在兜里，人被返聘回来看设备，一个月八十块。
老钻床还在转。皮带换了新的，床头擦得发亮，跟周围几台蒙着苫布的机床不是一码事。齐师傅收酒，推让了一回，收了，拿报纸包好，搁在工具箱上。
“你爸那台钻床，去年秋天大修，我盯着弄的。“齐师傅拍拍床头，“返聘回来没事干，就看看这几台老家伙。年轻人不待见它们喽。“
陶爱民问厂里开春的活多不多。齐师傅把烟在鞋底上磕了磕，半天说了一句：
“厂里就剩这点活，还值得动真手艺了。“
说完往车间那头努了努嘴。那头静悄悄的，玻璃天窗上落着雪。
年三十上午，陶爱民把母亲叫到灶间，从贴身兜里掏出两千块钱，一沓十块的，纸筋捆着，放在案板上。
“妈，这是铺面的租金。“
母亲擦着手，没去碰。
“去年开春我跟同学在临江合买的那个小铺面，您信里问过的。去年冬天租出去了，一年四千多，这是先到的一半年钱。“他把话说得慢，“房子在银行正经过的户，租金是我一笔一笔存的。干净钱。“
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你留着。你下学期大四，往后用钱的地方多。“
“助学金够我吃饭。这是铺面挣的，不是跟家里要的。“他把钱往前推了推，“儿子给家里过年钱，往后年年有。“
母亲又推回来一回。第三回，她没推。她数都没数，拿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进了里屋。里屋没点灯，父亲坐在黑地里，正擦那个装卡尺和锉刀的木匣子。帘子掀开又落下。从头到尾，里屋没有一点声音。
第二天清早，陶爱民买给父亲的那双翻毛劳保皮鞋，穿在了父亲脚上，鞋带系得整整齐齐。饭桌上父亲说了一句话：“钱跟收条，叫你妈收进饼干盒。“就这一句。
年夜饭是三口人。丸子半盆，鱼一条，白菜炖粉条，一瓶本省的白酒。父亲倒了第一杯，敬祖宗；第二杯敬他，说娃大了。第二杯喝到一半，父亲把杯子放下，再没拿起来。四年前红榜那回，三桌酒喝到了底朝天；这一回，一瓶酒封着，只下去两杯。
零点，鞭炮响成一片。父亲出去放完自家那挂小鞭，没回屋，一个人在院里站着。陶爱民在窗户里看，父亲的背影缩着，烟头的光一明一暗。母亲在屋里擀皮包饺子，说别管他，让他站会儿。
那支烟抽了很久。
初三清早，天没亮透，院里有动静。父亲在推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工具包。
“爸，初三人家的厂都歇着。“
“轮着我值班。初五一开工有批急活，得先把机床校一遍。“父亲紧了紧闸线。
“我跟你去。“
父亲愣了愣，扭头看他。
“厂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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