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一千五百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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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临江的冷像从地底下渗上来。
东江大学四舍水房，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砸在搪瓷盆底。陶爱民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蹲在墙角，红灯牌收音机贴着耳朵，音量拧到最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新闻，女播音员声音清亮。
“……上证综合指数今日收盘，一千五百五十八点九五，再创历史新高。“
他把收音机从耳边拿开，搁在膝盖上。水房灯管嗡嗡响，白光发青。
一千五百五十八。
这个数字他记得死死的。不是从报上读来的那种记法，是另一种——深得多，也冷得多。一千五百五十八后面是什么，他一清二楚。一年半之后，325点。近八成的市值蒸发干净。那些数字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搁在脑子里，沉甸甸的，拿不掉。
水房的门哐当响，宿管老陈头提着痰盂进来，看见他蹲在墙角，吓了一跳。
“小陶？怎么了，水管子炸了？“
“没有，听广播。“
“又是股票？“老陈头凑过来，脸上有笑，“我儿子说现在买什么赚什么——“
“陈叔，让你儿子手里留点现金。过年用得上。“
老陈头不以为然，提着痰盂走了，嘴里嘟囔：“年轻人胆子小。“
胆子小。他咂摸着这三个字，没觉得不好。
从水房出来，走廊里热闹。三一二寝室的门敞着，几个经济系的同学围着听收音机，有人念报纸上的行情表。
“飞乐音响四十多块了吧？“
“豫园商城翻了五倍。“
陶爱民从门口走过去，脚步没停。
食堂里更热闹。打饭窗口排着长队，大半的人不看菜价看报纸。角落黑板上不知道谁拿粉笔抄了一段行情，字歪歪扭扭。他打了二两米饭、一个炒白菜，坐到角落。隔壁桌三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压低嗓子。
“经济系赵老师你们知道吧？把存折全砸进去了。“
“赚了多少？“
“四成。两万进去，快变三万了。“
说话的人脸上带着羡慕，又带着几分活泛，好像赵老师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陶爱民低头扒饭。白菜没油水，米饭也凉了。他一口一口嚼着，吃干净了才起身。
赵老师他认得，教投资学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本分。一个本分人在这时候把存折全砸进去——那就说明最后一波人正在进场。
最后一波人。接盘的人。
下午，周文远来了。他这阵子在法律系办公室帮忙，帮刘警戒整理卷宗。看见陶爱民在宿舍楼前石阶上坐着晒太阳，凑过来挨着他坐下。
“听说了没有，经济系赵老师赚了快一万。“
“听说了。“
“你没反应？“
“什么反应？“
周文远摸出一支烟，没点，夹在指间转着玩。“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股没买。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不买。“陶爱民说。
“为什么？“
他坐直了身子，从兜里掏出半截铅笔和巴掌大的本子，翻开。本子上贴满了剪报，铅笔批注密密麻麻。
“我说三个理由，你听。“
周文远把烟别到耳后，正了正身子。
“第一，股票涨得太快了。飞乐音响去年这时候十几块，现在四十多，涨了三倍。但飞乐音响的利润涨了三倍没有？没有。一个企业利润没涨，股价涨三倍，说明买的人不是为了分红，是为了等涨了再卖给下一个人。这种买法，最后总有人接不出去。“
周文远点头。
“第二，你发现没有，食堂打饭都在聊股票了。菜场卖菜的大妈都问你要不要认购证。人人入场的时候，就没有新的人来接盘了。后面没人接，前面的人就得跑。跑慢了的，套住。“
“第三。“他翻开本子，指着剪报，“去年十二月《人民日报》的口径还是'发展证券市场，引导社会投资'。今年一月变了，叫'理性参与，注意风险'。这个月好几家地方报纸在登提示风险的读者来信了。政策面在变，方向在变。“
他合上本子，收回兜里。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会跌到多少？“
“我不预测点位。“
“那你判断呢？“
“我的判断是——现在进去的人，十个里头八个要亏。“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不做那八个。“
周文远看着他，总觉得这家伙不像十九岁的人。说三个理由条条分明，一个多余的字没有，那腔调倒像在机关里坐了十几年。
“行，听你的。反正我手里也没钱。“
“你手里有钱也别碰。“
“知道。“
周文远走的时候，陶爱民叫住他：“回去跟刘警戒说一声，让他宿舍那帮法律系的也悠着点。买了的，能出就出。“
“你直接跟他说不行？“
“我说的话他会当回事，也可能觉得我显摆。你说的话你跟他一个系，他不会这么想。话的分量，看谁嘴里说出来。“
周文远愣了一下，笑着摇头：“你才十九，说话比我们辅导员老到。“
“被生活磨的。“他说，没多解释。
周文远走了。陶爱民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太阳偏了，影子拉长。操场上的跑步声停了，换成傍晚的广播体操音乐。他站起来往图书馆走。
他得把今天的报纸看了。
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篇证券市场报道，措辞不温不火。同一版右下角一条小消息，引了证监会一位负责人的话——“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不长，二十几个字。但他知道这种话的分量。
2月17日、18日，地方报纸转载。
2月19日《经济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文章，标题四个字——《冷静为上》。
2月20日《解放日报》转载。
2月21日《文汇报》转载。
2月22日。
陶爱民在图书馆报刊室翻到了当天的报纸。头版右栏，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加粗，五号字——《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不是读者来信，不是署名文章。是评论员文章。
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措辞严厉，字字斟酌。文章里头一次出现了“投机过热“四个字，头一次出现“泡沫“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加强监管“的表述。
他把报纸放回报架，站在那儿，手指轻轻敲着木头架子。
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把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日期、报纸名称，工工整整抄上去。字小，铅笔削得尖。
报刊室管理员老太太端着搪瓷缸从里间走出来，看了他一眼。“小陶，又来抄报？你那本子快抄满了吧。“
“快了。“他笑了笑，“再抄一年就满了。“
老太太摇摇头走了。在她看来一个大男孩每天来抄报纸，不是怪人就是书呆子。但她不知道，那三个本子里抄的东西，是一张图——往哪儿走，哪儿有坑，哪儿能落脚，都标着呢。
陶爱民合上本子，出了图书馆。天擦黑了，路灯还没亮，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他裹紧军大衣朝宿舍走。
脑子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判断——风向变了。
从今天起，这张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市场翻来覆去地解读。有些人会听懂，有些人不会。听不懂的人，会留在山顶上。
他走过操场，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煤渣跑道上。远处宿舍楼灯火通明，有人唱歌，走调了，唱的是《一无所有》。
他把手插进兜里，拇指擦过本子粗糙的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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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合指数今日收盘，一千五百五十八点九五，再创历史新高。“
他把收音机从耳边拿开，搁在膝盖上。水房灯管嗡嗡响，白光发青。
一千五百五十八。
这个数字他记得死死的。不是从报上读来的那种记法，是另一种——深得多，也冷得多。一千五百五十八后面是什么，他一清二楚。一年半之后，325点。近八成的市值蒸发干净。那些数字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搁在脑子里，沉甸甸的，拿不掉。
水房的门哐当响，宿管老陈头提着痰盂进来，看见他蹲在墙角，吓了一跳。
“小陶？怎么了，水管子炸了？“
“没有，听广播。“
“又是股票？“老陈头凑过来，脸上有笑，“我儿子说现在买什么赚什么——“
“陈叔，让你儿子手里留点现金。过年用得上。“
老陈头不以为然，提着痰盂走了，嘴里嘟囔：“年轻人胆子小。“
胆子小。他咂摸着这三个字，没觉得不好。
从水房出来，走廊里热闹。三一二寝室的门敞着，几个经济系的同学围着听收音机，有人念报纸上的行情表。
“飞乐音响四十多块了吧？“
“豫园商城翻了五倍。“
陶爱民从门口走过去，脚步没停。
食堂里更热闹。打饭窗口排着长队，大半的人不看菜价看报纸。角落黑板上不知道谁拿粉笔抄了一段行情，字歪歪扭扭。他打了二两米饭、一个炒白菜，坐到角落。隔壁桌三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压低嗓子。
“经济系赵老师你们知道吧？把存折全砸进去了。“
“赚了多少？“
“四成。两万进去，快变三万了。“
说话的人脸上带着羡慕，又带着几分活泛，好像赵老师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陶爱民低头扒饭。白菜没油水，米饭也凉了。他一口一口嚼着，吃干净了才起身。
赵老师他认得，教投资学的，课讲得不错，人也本分。一个本分人在这时候把存折全砸进去——那就说明最后一波人正在进场。
最后一波人。接盘的人。
下午，周文远来了。他这阵子在法律系办公室帮忙，帮刘警戒整理卷宗。看见陶爱民在宿舍楼前石阶上坐着晒太阳，凑过来挨着他坐下。
“听说了没有，经济系赵老师赚了快一万。“
“听说了。“
“你没反应？“
“什么反应？“
周文远摸出一支烟，没点，夹在指间转着玩。“你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一股没买。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不买。“陶爱民说。
“为什么？“
他坐直了身子，从兜里掏出半截铅笔和巴掌大的本子，翻开。本子上贴满了剪报，铅笔批注密密麻麻。
“我说三个理由，你听。“
周文远把烟别到耳后，正了正身子。
“第一，股票涨得太快了。飞乐音响去年这时候十几块，现在四十多，涨了三倍。但飞乐音响的利润涨了三倍没有？没有。一个企业利润没涨，股价涨三倍，说明买的人不是为了分红，是为了等涨了再卖给下一个人。这种买法，最后总有人接不出去。“
周文远点头。
“第二，你发现没有，食堂打饭都在聊股票了。菜场卖菜的大妈都问你要不要认购证。人人入场的时候，就没有新的人来接盘了。后面没人接，前面的人就得跑。跑慢了的，套住。“
“第三。“他翻开本子，指着剪报，“去年十二月《人民日报》的口径还是'发展证券市场，引导社会投资'。今年一月变了，叫'理性参与，注意风险'。这个月好几家地方报纸在登提示风险的读者来信了。政策面在变，方向在变。“
他合上本子，收回兜里。
周文远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会跌到多少？“
“我不预测点位。“
“那你判断呢？“
“我的判断是——现在进去的人，十个里头八个要亏。“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不做那八个。“
周文远看着他，总觉得这家伙不像十九岁的人。说三个理由条条分明，一个多余的字没有，那腔调倒像在机关里坐了十几年。
“行，听你的。反正我手里也没钱。“
“你手里有钱也别碰。“
“知道。“
周文远走的时候，陶爱民叫住他：“回去跟刘警戒说一声，让他宿舍那帮法律系的也悠着点。买了的，能出就出。“
“你直接跟他说不行？“
“我说的话他会当回事，也可能觉得我显摆。你说的话你跟他一个系，他不会这么想。话的分量，看谁嘴里说出来。“
周文远愣了一下，笑着摇头：“你才十九，说话比我们辅导员老到。“
“被生活磨的。“他说，没多解释。
周文远走了。陶爱民在石阶上又坐了一会儿，太阳偏了，影子拉长。操场上的跑步声停了，换成傍晚的广播体操音乐。他站起来往图书馆走。
他得把今天的报纸看了。
2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有篇证券市场报道，措辞不温不火。同一版右下角一条小消息，引了证监会一位负责人的话——“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不长，二十几个字。但他知道这种话的分量。
2月17日、18日，地方报纸转载。
2月19日《经济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文章，标题四个字——《冷静为上》。
2月20日《解放日报》转载。
2月21日《文汇报》转载。
2月22日。
陶爱民在图书馆报刊室翻到了当天的报纸。头版右栏，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加粗，五号字——《警惕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不是读者来信，不是署名文章。是评论员文章。
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措辞严厉，字字斟酌。文章里头一次出现了“投机过热“四个字，头一次出现“泡沫“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加强监管“的表述。
他把报纸放回报架，站在那儿，手指轻轻敲着木头架子。
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把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日期、报纸名称，工工整整抄上去。字小，铅笔削得尖。
报刊室管理员老太太端着搪瓷缸从里间走出来，看了他一眼。“小陶，又来抄报？你那本子快抄满了吧。“
“快了。“他笑了笑，“再抄一年就满了。“
老太太摇摇头走了。在她看来一个大男孩每天来抄报纸，不是怪人就是书呆子。但她不知道，那三个本子里抄的东西，是一张图——往哪儿走，哪儿有坑，哪儿能落脚，都标着呢。
陶爱民合上本子，出了图书馆。天擦黑了，路灯还没亮，风从江面上刮过来带着水腥气。他裹紧军大衣朝宿舍走。
脑子里没有兴奋，也没有恐惧。只有一个判断——风向变了。
从今天起，这张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市场翻来覆去地解读。有些人会听懂，有些人不会。听不懂的人，会留在山顶上。
他走过操场，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煤渣跑道上。远处宿舍楼灯火通明，有人唱歌，走调了，唱的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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