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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上市

    七月十二号,第一批新股上市。

    陶爱民是在报刊室里看到消息的。《解放日报》第二版,半个版面全是行情表。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行一行地找,找到自己认购的那几只。

    他看了很久。

    发行价六块一的,开盘二十八。发行价五块八的,开盘三十二。发行价七块二的,开盘三十五。最猛的一只,发行价五块五,开盘直接报到四十块。

    平均下来,上市价是发行价的四到六倍。

    他把行情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抄进笔记本。抄完之后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老孙头在窗边打瞌睡,花镜滑到了鼻尖上。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吹得桌上的报纸翘起角来。

    他睁开眼,开始算账。

    九万股新股,平均发行价六块,总认购成本五十四万。上市后平均价三十块左右。九万乘三十,等于两百七十万。

    两百七十万。

    他又算了一遍。数字没变。

    手里还有一千五百一十张未中签的认购证——两千零一十张减去黑市卖掉的五百张。黑市价现在两百块一张,一千五百一十乘两百,三十万零两千。

    加上之前卖五百张认购证到账的十二万五,以及认购后剩的两万多零头。

    总资产,三百一十万出头。

    扣掉涂老板的借款三十五万本金,加上三个月利息两万一,净负债三十七万一。

    净资产,两百七十多万。

    两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搁在一九九二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不到三千块。两百七十万等于他九百年的工资。

    他坐在报刊室的旧藤椅上,面前摊着账本和行情表。电风扇转到他这边的时候,纸页被吹得哗啦啦响。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喊,没有笑。他拿起笔,在账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把账本合上。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算债。

    账本摊开,他一条一条列:涂老板,三十五万,月息两分,三个月到期,九月连本带息三十七万一千——生意人的钱,一天都不多欠;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这三笔是家里的钱,不急,但年底前必须清,清的时候要带息,要让借钱的人体面。

    股票还没卖。账面上的两百七十万是纸面的,纸面的钱不等于手里的钱。他给自己排了顺序:第三轮摇号一出,先清涂老板;股票分批出完,再清家里。家里的钱欠着不是利息的事,是心事。

    排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债不过年。“

    写完,他在这行字旁边记了一笔周文远的:三千,年底本息同结。

    “我那三千……“周文远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忽然问,“要不要现在抽回去?你周转得开吗?“

    “不抽。放年底,连本带息给你算清。“

    “我不要利息。三千是我该出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陶爱民说,“你的钱在我这儿压了小半年,急也替我急了,夜也替我熬了。急,也是有成本的。“

    周文远没说话。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周文远是傍晚来的。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抄着新股的上市价格。他一进门就往陶爱民面前一推:“你看,涨了。全涨了。跟你算的差不多。“

    “嗯。“

    “你赚了多少?“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账本翻开,翻到最后那页,推到周文远面前。

    周文远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笔,够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他看了两遍。抬头看陶爱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他跟陶爱民相处了大半年。从去年冬天国债市场上的第一笔交易,到后来买认购证、被人叫傻子、等了四个月、扛了四个月。他见过陶爱民着急的样子——没有。他见过陶爱民兴奋的样子——也没有。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表情:平静。

    但今天这行字,让他第一次从陶爱民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东西。不是兴奋,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深的、压在底下的东西。像河水流过石头,表面看不出什么,但你知道底下有力量。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想了半天,脑子里冒出来一个词:敬畏。

    “你早就计划好了。“周文远说。

    “计划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运气。“

    “你运气好。“

    “运气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在该等的时候等了,该走的时候会走。“

    “那你现在走不走?“

    陶爱民摇了摇头。“新股刚上市,还在涨。但涨到一定位置会回调。我不会卖在最高点,但也不会卖在最低点。“

    “什么时候卖?“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

    学校里的风向也在变。那些叫他“傻子“的人不叫了。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赚了多少。而是因为五月份股价暴涨之后,认购证突然成了香饽饽,所有人都知道“三十块一张的纸片“值钱了。再叫人傻子,就显得自己傻。

    食堂排队的时候,前面那两个会计系的男生换了话题:“早知道当初也买几张。““现在三百块一张,买不起了。““就是,当时三十块都嫌贵。“

    陶爱民端着盘子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脚步没停,跟四个月前一模一样。

    周文远跟在后面,小声说:“他们不叫你傻子了。“

    “嗯。“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说什么?'我早告诉你们了'?“

    “不是。就是——“

    “没什么好说的。“陶爱民坐下,把盘子放好,“他们没做错什么。换了他们站在我的位置,也会这么干。换了我在他们的位置,也一样。“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纸条——三个月前写的,“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纸条已经皱了,字迹还在。

    “那次你听了自己的话。“周文远说。

    “那次听了。这次也想听。但这次的节奏不一样。“

    他把纸条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新字。周文远凑过来看:

    “七月不卖。八月看情况。九月第三轮摇号。“

    “你一股都不卖?“

    “一股不卖。“陶爱民把纸条折好,重新压回枕头底下,“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一股不卖。九月,看第三轮。“

    周文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密密匝匝的,把路灯的光挡得只剩零星几块落在地上。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脚步声一下一下传过来,很轻。

    陶爱民坐在床上,把账本放在膝盖上。他翻回前面几页,看见三月份写的那些数字——六万一千九百八十,两千零六十六,百分之二点七。那时候这些数字是计划,是赌注,是一张张三十块钱的纸片。

    现在它们变成了两百七十万。

    他合上账本,关了灯。

    黑暗里,他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后——不,是很早以前。他坐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省政府的院子。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某个县的经济总量数据。他看了那个数字,没什么感觉。

    现在他知道了。数字没有重量,人才有。六万块是数字,六万块买两千零六十六张认购证是计划,扛着两千零六十六张纸片等四个月是人。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

    明天还要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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