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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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早晨七点四十，红旗中学。
校门口的两排白杨树上蝉声大作，操场上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去年挂的，红布晒得发白，没人摘。树荫底下支着一张乒乓球台，台上摆着一口大茶桶，桶身上用红漆写着“考生用水“，漆字缺了两笔。
陶爱民到得早。他在校门口的树荫里站了十分钟，看人。
看考生的脸。紧张的、麻木的、故作轻松的；有父亲送来的，一路替儿子背着书包，到了门口把书包递过去，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有自己骑车三十里来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进了考场掏出毛巾先擦桌子；还有个女生，在校门口把一本书塞给陪考的母亲，说了句“妈你拿着，别看“，脸就红了。
这些脸他都认识。不是认识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认识这种神情。三十七年里，他在无数个会场上见过同样的神情，只是把准考证换成了汇报材料。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变，怕的样子不变。
八点整，开考。
第一场，语文。
发卷之前，监考老师验准考证，一个一个对照片。教室是初三（2）班的，木课桌，桌面上刻着字，桌腿不平，前排的考生往桌脚底下垫了半块橡皮。粉笔槽里还留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沉着冷静。
卷子发下来，先写作文——这是陶爱民的习惯，也是他三十七年后带出来的规矩：先把最难的事办了，心里就定了。
作文是材料题。
材料说：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会儿，一个小姑娘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坏地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小姑娘过一会儿也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每丛刺上面都有花。
要求：就第二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议论文。
考场上响起一片吸气声。
陶爱民盯着这段材料，看了足足三分钟。
这段材料，他这辈子忘不了。前世这一天，他写的是最讨巧的路子——世上既有花也有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得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分数。后来他才知道，那年全省这篇作文拉开的差距，比一道数学大题还大。
十八岁的人，只能看见刺上有花。
可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人了。他见过一个省最漂亮的新区和这个省最黑的下水道；见过**台上讲廉洁的人家里搜出成箱的现金，也见过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把半个馒头掰给一个乞丐。他这五十五年活明白了一个理：花和刺长在同一棵树上，这不难懂；难的是看见了刺，还肯弯下腰去种花的人。
他提起笔，蘸了墨水，在稿纸上写下题目：
《种花的人》
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看见刺而转身走掉的，是游客；看见花而不怕刺、俯身下去侍弄的，是园丁。玫瑰园年年有花，不是因为园里没有刺，而是因为总有人不怕刺。“
往下写，他写得极稳。论点不玄，论据不空：从种树的说到治水的，从一个人的手艺说到一方水土的日子，最后一段收在一句话上——
“一个地方的道理和一座花园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没有人挑刺就不再长刺，却会因为没有人种花而从此无花。挑刺的人尽管挑，种花的人不能停。“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数了一遍，六百八十字，超出要求。他通读了一遍，没有改一个字。
放下笔的时候，他心里忽然一动。
这一段话，十八岁的陶爱民写不出来。这不是靠背诵和聪明能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在漫天粉尘里跪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东西。
阅卷老师会给这篇作文多少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他两辈子写的第一句真话。
上午的考试结束，下午两点半，数学。
这一场，才是他真正等了三十七年的。
午休时他在树荫下没吃饭——只吃了母亲煮的两个鸡蛋，喝了半碗井水。前世这一天中午，他紧张得吐了，吐完脸色煞白地进考场，拿到卷子手抖了十分钟。这一世，他闭眼靠在白杨树上睡了二十分钟，铃响前五分钟醒来，去水池边洗了把脸。
卷子发下来。他先在卷首写了名字，然后从第一题做起。
稳，慢，准。每道大题，演算一遍，验算一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省，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多耗——其实没有不会的：三十七年过去，当年卡住他的那道解析几何，此刻在他眼里像一条走熟了的路，哪里有坑，哪里要拐弯，闭着眼都清楚。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恍惚：原来知识这个东西，在时间里是不会钝的。钝的是人心。前世这个时候，压垮他的不是那道题，是家里的一百三十七块六、是复读班的学费、是“考不上就跟我回去种田“的后路。一个背着全家口粮上考场的人，负号不丢也会丢别的。
最后一道大题，他做完，验算，答案对上了。他放下笔，抬手看表：还剩二十一分钟。
他没有提前交卷。他用这二十一分钟，从头到尾查了第三遍。查到第二面中间，他的笔尖停住了——
第三道大题的第二问，他把草稿上的“−3“，抄成了“3“。
一个负号。原样、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抄法，三十七年前的那个负号，又回来了。
陶爱民盯着那个数字，几秒钟之内，手心出了一层薄汗。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板上方挂着的石英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他低下头，拿起笔，把那个数字改了过来，然后在旁边，把这一问从头到尾重新演算了一遍。
答案没变。负号扶正了。
五点整，铃声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
监考老师收卷的时候，陶爱民坐在座位上，看着自己那张卷子从桌面上一页一页离开。他的右手放在课桌上，轻轻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抖。
不是因为难。是因为这道坎，他迈过来了。差的那七分，这一世，一分都不会丢了。
走出考场，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远处有雷声。校门口人挤人，李正律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把抓住他：“对答案。最后那道大题，你第二问得多少？“
“不对答案。“陶爱民说。
“怕什么？“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答。
怕什么？不怕错。怕的是三十七年前那个从考场里走出来、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的自己。对答案这种事，是给心里没底的人准备的——他现在心里有了底，底就不需要别人给。
“要下雨了，“他说，“走，回家。“
两人刚出校门，雨点就砸下来了。他们跟一群人挤到供销社的屋檐下躲雨，人堆里有两个粮站的职工，穿着雨衣，靠着门柱抽烟闲聊。
“……下午县里开会说了，今年秋粮议购价要往上放一放。“瘦的那个说。
“放多少？“
“没说死。反正化肥先涨了，粮价不放，农民就真没账算了。“
瘦的那个吐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尿素养猪的人家，今年怕是要多卖两圈猪。“
雨声很大，这句话说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接茬。屋檐下所有考生都在议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只有陶爱民站在人群最后面，把这句闲话里的三个词——议购价、化肥、猪——轻轻地记下了。
雨幕里，十八岁的陶爱民眯着眼看这条被浇透的主街。他心里过的已经不是分数了。
分数之后的事，是一件从三百斤稻谷开始的、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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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的两排白杨树上蝉声大作，操场上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去年挂的，红布晒得发白，没人摘。树荫底下支着一张乒乓球台，台上摆着一口大茶桶，桶身上用红漆写着“考生用水“，漆字缺了两笔。
陶爱民到得早。他在校门口的树荫里站了十分钟，看人。
看考生的脸。紧张的、麻木的、故作轻松的；有父亲送来的，一路替儿子背着书包，到了门口把书包递过去，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有自己骑车三十里来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进了考场掏出毛巾先擦桌子；还有个女生，在校门口把一本书塞给陪考的母亲，说了句“妈你拿着，别看“，脸就红了。
这些脸他都认识。不是认识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认识这种神情。三十七年里，他在无数个会场上见过同样的神情，只是把准考证换成了汇报材料。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变，怕的样子不变。
八点整，开考。
第一场，语文。
发卷之前，监考老师验准考证，一个一个对照片。教室是初三（2）班的，木课桌，桌面上刻着字，桌腿不平，前排的考生往桌脚底下垫了半块橡皮。粉笔槽里还留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沉着冷静。
卷子发下来，先写作文——这是陶爱民的习惯，也是他三十七年后带出来的规矩：先把最难的事办了，心里就定了。
作文是材料题。
材料说：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会儿，一个小姑娘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坏地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小姑娘过一会儿也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每丛刺上面都有花。
要求：就第二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议论文。
考场上响起一片吸气声。
陶爱民盯着这段材料，看了足足三分钟。
这段材料，他这辈子忘不了。前世这一天，他写的是最讨巧的路子——世上既有花也有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得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分数。后来他才知道，那年全省这篇作文拉开的差距，比一道数学大题还大。
十八岁的人，只能看见刺上有花。
可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人了。他见过一个省最漂亮的新区和这个省最黑的下水道；见过**台上讲廉洁的人家里搜出成箱的现金，也见过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把半个馒头掰给一个乞丐。他这五十五年活明白了一个理：花和刺长在同一棵树上，这不难懂；难的是看见了刺，还肯弯下腰去种花的人。
他提起笔，蘸了墨水，在稿纸上写下题目：
《种花的人》
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看见刺而转身走掉的，是游客；看见花而不怕刺、俯身下去侍弄的，是园丁。玫瑰园年年有花，不是因为园里没有刺，而是因为总有人不怕刺。“
往下写，他写得极稳。论点不玄，论据不空：从种树的说到治水的，从一个人的手艺说到一方水土的日子，最后一段收在一句话上——
“一个地方的道理和一座花园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没有人挑刺就不再长刺，却会因为没有人种花而从此无花。挑刺的人尽管挑，种花的人不能停。“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数了一遍，六百八十字，超出要求。他通读了一遍，没有改一个字。
放下笔的时候，他心里忽然一动。
这一段话，十八岁的陶爱民写不出来。这不是靠背诵和聪明能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在漫天粉尘里跪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东西。
阅卷老师会给这篇作文多少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他两辈子写的第一句真话。
上午的考试结束，下午两点半，数学。
这一场，才是他真正等了三十七年的。
午休时他在树荫下没吃饭——只吃了母亲煮的两个鸡蛋，喝了半碗井水。前世这一天中午，他紧张得吐了，吐完脸色煞白地进考场，拿到卷子手抖了十分钟。这一世，他闭眼靠在白杨树上睡了二十分钟，铃响前五分钟醒来，去水池边洗了把脸。
卷子发下来。他先在卷首写了名字，然后从第一题做起。
稳，慢，准。每道大题，演算一遍，验算一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省，不会做的题一分钟都不多耗——其实没有不会的：三十七年过去，当年卡住他的那道解析几何，此刻在他眼里像一条走熟了的路，哪里有坑，哪里要拐弯，闭着眼都清楚。
他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恍惚：原来知识这个东西，在时间里是不会钝的。钝的是人心。前世这个时候，压垮他的不是那道题，是家里的一百三十七块六、是复读班的学费、是“考不上就跟我回去种田“的后路。一个背着全家口粮上考场的人，负号不丢也会丢别的。
最后一道大题，他做完，验算，答案对上了。他放下笔，抬手看表：还剩二十一分钟。
他没有提前交卷。他用这二十一分钟，从头到尾查了第三遍。查到第二面中间，他的笔尖停住了——
第三道大题的第二问，他把草稿上的“−3“，抄成了“3“。
一个负号。原样、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抄法，三十七年前的那个负号，又回来了。
陶爱民盯着那个数字，几秒钟之内，手心出了一层薄汗。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黑板上方挂着的石英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他低下头，拿起笔，把那个数字改了过来，然后在旁边，把这一问从头到尾重新演算了一遍。
答案没变。负号扶正了。
五点整，铃声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
监考老师收卷的时候，陶爱民坐在座位上，看着自己那张卷子从桌面上一页一页离开。他的右手放在课桌上，轻轻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抖。
不是因为难。是因为这道坎，他迈过来了。差的那七分，这一世，一分都不会丢了。
走出考场，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远处有雷声。校门口人挤人，李正律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把抓住他：“对答案。最后那道大题，你第二问得多少？“
“不对答案。“陶爱民说。
“怕什么？“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答。
怕什么？不怕错。怕的是三十七年前那个从考场里走出来、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的自己。对答案这种事，是给心里没底的人准备的——他现在心里有了底，底就不需要别人给。
“要下雨了，“他说，“走，回家。“
两人刚出校门，雨点就砸下来了。他们跟一群人挤到供销社的屋檐下躲雨，人堆里有两个粮站的职工，穿着雨衣，靠着门柱抽烟闲聊。
“……下午县里开会说了，今年秋粮议购价要往上放一放。“瘦的那个说。
“放多少？“
“没说死。反正化肥先涨了，粮价不放，农民就真没账算了。“
瘦的那个吐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尿素养猪的人家，今年怕是要多卖两圈猪。“
雨声很大，这句话说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接茬。屋檐下所有考生都在议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只有陶爱民站在人群最后面，把这句闲话里的三个词——议购价、化肥、猪——轻轻地记下了。
雨幕里，十八岁的陶爱民眯着眼看这条被浇透的主街。他心里过的已经不是分数了。
分数之后的事，是一件从三百斤稻谷开始的、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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