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东非的反攻
1941年1月，肯尼亚边境。
南非师到了。卡车沿着土路开过来，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黄色的长龙。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有人伸懒腰，有人蹲在路边抽烟，有人看着地图发呆。他们大多数是布尔人后裔，说着一口带口音的英语，皮肤被非洲的太阳晒得黝黑。在沙漠里，他们的皮肤比英国兵管用。
肯尼亚殖民部队也到了。黑人士兵穿着短裤和衬衫，赤脚穿着凉鞋。他们扛着老式步枪，枪托上缠着布条，防止摩擦把肩膀磨出血。他们的军官是英国人，但士兵们有自己的士官，那些士官在丛林里长大，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埃塞俄比亚爱国者也在。他们是皇帝的追随者，五年前意大利人入侵时逃进山里打游击。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人穿着破旧的军大衣，有人围着毯子，有人赤膊。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意大利的步枪、英国的步枪、法国的步枪，还有一些是自制的猎枪。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那是打过仗的人才会有的眼神。总兵力约三万人。
不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够用了。意军号称三十万，但真正能打的意大利本土部队不过四五万，剩下的殖民地部队武器陈旧、训练不足、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意军的补给线从埃塞俄比亚内陆一直延伸到沿海，已经拉长到四百多公里。每加仑汽油、每发子弹、每块面包，都要从遥远的意大利海运过来，再穿越沙漠和山地。
指挥官站在地图前，对军官们说：“之前我们不断撤退，大家心里都憋了一口气。现在，就是出气的时候了。”
军官们的脸上没有笑容，但眼睛是亮的。六个月的撤退、等待、忍耐，终于到头了。
英军集结完毕，开始反攻。
南路沿海岸向意属索马里推进。意军几乎没有抵抗——不是不想打，是没力气打。补给断了快两个月，士兵每天只有半份口粮，机枪子弹都快打光了。英军顺利攻克摩加迪沙，几乎没放几枪。当地居民站在路边，看着英军的坦克开过，有人鼓掌，有人沉默。
中路从肯尼亚向埃塞俄比亚推进。意军边打边退，进展顺利。不是因为他们想退，是因为守不住。每打一仗，他们就少一批人、少一批弹药，而英军的援军还在不断到来。
但北路，是另一回事。
1941年2月-3月，厄立特里亚，克伦。
克伦不是一座城，是一道山岭。
山岭陡峭，道路狭窄，只容一车通过。有些地方连车都过不去，只能用骡子和人扛。意军在每一个制高点都修了工事，机枪巢、迫击炮阵地、铁丝网，一层一层，像剥不完的洋葱皮。从山脚到山顶，意军布置了三个防御带，每一个都需要拿人命去填。
英军仰攻。
第一次冲锋，一个连冲上去，剩下半个连退下来。不是退，是爬下来的。有的人爬着爬着就停了，再也动不了。
第二次冲锋，另一个连冲上去，又剩下半个连。
第三次，第四次。
山岭上的石头被炸成了碎石，碎石又被炸成了粉末。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血腥味和焦土味。太阳晒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热得像蒸笼。士兵们趴在石头后面，汗水混着泥土，顺着脸颊往下淌。他们不敢抬头，但必须抬头——因为要往上冲。
一个年轻的中尉在冲锋前对士兵说：“跟紧我。”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倒下。不是被打中要害，是打中了腿。他趴在石头后面，看着自己的血流进碎石里，咬着牙没有出声。士兵们没有退，继续往上冲。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不是不想，是不能。停下来就是等死。
担架兵在山路上奔跑，把伤员抬下来。血滴在碎石上，很快就干了，新的血又滴上去。担架不够用了，有人被背下来的，有人自己爬下来的，有人再也没有下来。
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不是每一次冲锋都失败了。有些阵地拿下来了，又丢了；丢了的，又拿回来。意军也在打，打得顽强。他们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但他们在克伦打得不比任何人差。他们的指挥官知道，克伦是厄立特里亚的最后一扇门——门破了，整个意属东非就敞开了。
但他们的弹药在一天天减少，粮食在一天天耗尽。每守住一天，就要消耗几百发炮弹、几千发子弹。而从阿斯马拉到克伦的公路，已经被英军的飞机炸得千疮百孔。补给车队白天不敢走，晚上走又慢。一车弹药从港口出发，要十天才能到前线，送到的时候已经只剩一半了。
英军这边也不好过。伤亡数字一天比一天高，伤员从前线运下来，沿着山路颠簸几个小时才能到野战医院。有人死在路上，有人死在手术台上。但英国人有一样东西是意大利人没有的——源源不断地补给。从开罗来的船，从孟买来的船，从德班来的船，一艘接一艘，把弹药、粮食、药品送到前线。
最后那次冲锋，已经是强弩之末。
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也没了。中士看了看身边活着的弟兄，十七个人，加上他自己，十八个。他们趴在石头后面，喘着粗气。有人嘴唇干裂，渗着血；有人眼睛通红，盯着山顶的意军阵地；有人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累。
“刺刀。”
没有人说话。他们从腰间拔出刺刀，装在枪口上。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山坡上格外清脆。中士转过头，看了每一个人一眼。他记住了他们的脸。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他再也看不到了。
中士冲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不敢想。冲上去，也许活；不冲，等死。他不敢想的事情太多了——想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想出发前写的信还在口袋里没寄出去，想昨天还跟他一起抽烟的战友已经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了。他不敢想。他只能跑。
意军的机枪响了。两个人倒下。其他人没有停。机枪又响了，又倒下几个。但距离已经近了，近到能看见意军机枪手的脸。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也有绝望。他也想回家。
中士举起枪，刺刀扎进了机枪手的胸膛。
不是他多想，是没时间想了。刺刀进去的那一刻，他能感觉到那人的身体在颤抖。然后他把枪拔出来，继续往前冲。
意军阵地崩溃了。
那些守在山顶的意大利人，弹药也快尽了。有人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有人连枪都摔坏了。他们开始往下撤，先是一个两个，然后一群两群，最后所有人都跑了。有人扔掉枪，有人扔掉头盔，有人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没有人回头。他们只想活着下山。
英军冲上山头的时候，没有人欢呼。
中士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从碎石中抬出战友的遗体，有人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中士没有哭，也没有笑。他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血。不是他的。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也不想数。
德军观察员在山对面的意军阵地上，用望远镜一直看着。
他是从柏林派来的，上校军衔，任务不是打仗，是看。看英国人还能不能打。从英属索马里撤退开始，他就一直在看。他看过英军有序撤退，看过意军呆板推进，看过双方在山岭之间反复拉锯。
他放下望远镜，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英国人赢了。不是因为运气，是因为他们有刺刀见红的勇气。”
1941年4月6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英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意属东非的政治中心失守。意大利人在那里统治了五年，建了办公楼、修了马路、种了棕榈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街上的居民站在路边，看着英军的坦克开过，有人举着英国国旗，有人举着埃塞俄比亚的绿黄红旗。一个小男孩追着坦克跑，笑得像过年。
1941年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
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英军护送下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他在城门口停了一下，看着这座被意大利人占领了五年的城市。他的头发比五年前白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很多。但他的腰板还是直的。
他走进去。没有演讲，没有宣言，只是走进去。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五年的记忆上。
一个英军军官站在他身边。皇帝转过头，看着那个军官。
“告诉你们的首相，”他说，“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
这句话很轻，但那个军官听得很清楚。不是“英国不会忘记埃塞俄比亚”，是“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英国”。主语换了，意思就全变了。
哈利法克斯在伦敦收到电报。他对文西塔特说：“告诉坎宁安——把缴获的意大利武器分一批给皇帝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收尾。”
“不等打完再走？”文西塔特问。
“不等。”哈利法克斯说。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皇帝需要武器，也需要面子。给他武器，给他面子。埃塞俄比亚就是我们的盟友。将来也许用得上。”
文西塔特愣了一下。“皇帝的人能去别的地方跟我们并肩作战？”
“不知道。”哈利法克斯说。“但结个善缘，总是好的。山不转水转，谁知道以后的事。”
1941年5月中旬，伦敦，唐宁街10号。
艾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战报。
“东非最后一股意军投降了。奥斯塔公爵率约七千人在安巴阿拉吉放下武器。”
哈利法克斯接过战报，看了一遍，放下。
“部队表现怎么样？”
“南非师打得不错，殖民部队也还行。”艾登停了一下。“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打得最凶。熟悉丛林，擅长游击，不怕死。在克伦，冲在最前面的就是他们。”
哈利法克斯没有说话。他想起张明的记忆里，埃塞俄比亚人在二战中确实表现出色。那些人熟悉丛林、善于游击、不怕死。将来在亚洲，也许用得上。
“记着。”他说。“给皇帝的人发一笔抚恤。参战的，战死的，都要。额外再给他们一批物资。”
艾登点了点头。
哈利法克斯把战报放在桌上，召集内阁。
艾登、格林伍德、艾德礼、张伯伦坐在长桌两侧。海军大臣列席。
“东非打完了。意大利人投降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不是惊讶，是如释重负。十个月的仗，从撤退到反攻，从柏培拉到克伦，终于结束了。
“德国人呢？”艾登问。
“他们会看到的。”哈利法克斯说。“英国人用三万人打败了三十万，这是事实。德国人自己会算这笔账。”
“那柏林的判断呢？”艾德礼问。
“他们会重新评估。”哈利法克斯说。“这就够了。”
“君子协定呢？”格林伍德问。
“继续。”哈利法克斯说。“东非打完了，但和谈还没开始。德国人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时间。”
张伯伦咳嗽了一声。他的脸色比几个月前更差了，嘴唇几乎没有血色。但他坐在那里，腰板还是直的。
“东非打完，下一步呢？”他问。
哈利法克斯看了他一眼。“中东。”
会议结束后，哈利法克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他翻开日程本，在“东非战役”下面写下：反攻胜利，意军投降。再下面一行：德国人看到了。再下面一行：该谈和了。
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
窗外，伦敦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没有街灯，没有光带。整座城市沉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外面黑了。
他站了一会儿。脑子里闪过那些战报上的数字——克伦，两个月，一千多人的伤亡。他不知道那些死去的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但他知道，这样的人，帝国还有很多。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
东非打完了。帝国还在。
剩下的，交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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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殖民部队也到了。黑人士兵穿着短裤和衬衫，赤脚穿着凉鞋。他们扛着老式步枪，枪托上缠着布条，防止摩擦把肩膀磨出血。他们的军官是英国人，但士兵们有自己的士官，那些士官在丛林里长大，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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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站在地图前，对军官们说：“之前我们不断撤退，大家心里都憋了一口气。现在，就是出气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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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从肯尼亚向埃塞俄比亚推进。意军边打边退，进展顺利。不是因为他们想退，是因为守不住。每打一仗，他们就少一批人、少一批弹药，而英军的援军还在不断到来。
但北路，是另一回事。
1941年2月-3月，厄立特里亚，克伦。
克伦不是一座城，是一道山岭。
山岭陡峭，道路狭窄，只容一车通过。有些地方连车都过不去，只能用骡子和人扛。意军在每一个制高点都修了工事，机枪巢、迫击炮阵地、铁丝网，一层一层，像剥不完的洋葱皮。从山脚到山顶，意军布置了三个防御带，每一个都需要拿人命去填。
英军仰攻。
第一次冲锋，一个连冲上去，剩下半个连退下来。不是退，是爬下来的。有的人爬着爬着就停了，再也动不了。
第二次冲锋，另一个连冲上去，又剩下半个连。
第三次，第四次。
山岭上的石头被炸成了碎石，碎石又被炸成了粉末。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血腥味和焦土味。太阳晒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热得像蒸笼。士兵们趴在石头后面，汗水混着泥土，顺着脸颊往下淌。他们不敢抬头，但必须抬头——因为要往上冲。
一个年轻的中尉在冲锋前对士兵说：“跟紧我。”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倒下。不是被打中要害，是打中了腿。他趴在石头后面，看着自己的血流进碎石里，咬着牙没有出声。士兵们没有退，继续往上冲。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不是不想，是不能。停下来就是等死。
担架兵在山路上奔跑，把伤员抬下来。血滴在碎石上，很快就干了，新的血又滴上去。担架不够用了，有人被背下来的，有人自己爬下来的，有人再也没有下来。
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不是每一次冲锋都失败了。有些阵地拿下来了，又丢了；丢了的，又拿回来。意军也在打，打得顽强。他们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但他们在克伦打得不比任何人差。他们的指挥官知道，克伦是厄立特里亚的最后一扇门——门破了，整个意属东非就敞开了。
但他们的弹药在一天天减少，粮食在一天天耗尽。每守住一天，就要消耗几百发炮弹、几千发子弹。而从阿斯马拉到克伦的公路，已经被英军的飞机炸得千疮百孔。补给车队白天不敢走，晚上走又慢。一车弹药从港口出发，要十天才能到前线，送到的时候已经只剩一半了。
英军这边也不好过。伤亡数字一天比一天高，伤员从前线运下来，沿着山路颠簸几个小时才能到野战医院。有人死在路上，有人死在手术台上。但英国人有一样东西是意大利人没有的——源源不断地补给。从开罗来的船，从孟买来的船，从德班来的船，一艘接一艘，把弹药、粮食、药品送到前线。
最后那次冲锋，已经是强弩之末。
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也没了。中士看了看身边活着的弟兄，十七个人，加上他自己，十八个。他们趴在石头后面，喘着粗气。有人嘴唇干裂，渗着血；有人眼睛通红，盯着山顶的意军阵地；有人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累。
“刺刀。”
没有人说话。他们从腰间拔出刺刀，装在枪口上。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山坡上格外清脆。中士转过头，看了每一个人一眼。他记住了他们的脸。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他再也看不到了。
中士冲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不敢想。冲上去，也许活；不冲，等死。他不敢想的事情太多了——想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想出发前写的信还在口袋里没寄出去，想昨天还跟他一起抽烟的战友已经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了。他不敢想。他只能跑。
意军的机枪响了。两个人倒下。其他人没有停。机枪又响了，又倒下几个。但距离已经近了，近到能看见意军机枪手的脸。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也有绝望。他也想回家。
中士举起枪，刺刀扎进了机枪手的胸膛。
不是他多想，是没时间想了。刺刀进去的那一刻，他能感觉到那人的身体在颤抖。然后他把枪拔出来，继续往前冲。
意军阵地崩溃了。
那些守在山顶的意大利人，弹药也快尽了。有人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有人连枪都摔坏了。他们开始往下撤，先是一个两个，然后一群两群，最后所有人都跑了。有人扔掉枪，有人扔掉头盔，有人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没有人回头。他们只想活着下山。
英军冲上山头的时候，没有人欢呼。
中士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从碎石中抬出战友的遗体，有人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中士没有哭，也没有笑。他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血。不是他的。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也不想数。
德军观察员在山对面的意军阵地上，用望远镜一直看着。
他是从柏林派来的，上校军衔，任务不是打仗，是看。看英国人还能不能打。从英属索马里撤退开始，他就一直在看。他看过英军有序撤退，看过意军呆板推进，看过双方在山岭之间反复拉锯。
他放下望远镜，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英国人赢了。不是因为运气，是因为他们有刺刀见红的勇气。”
1941年4月6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英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意属东非的政治中心失守。意大利人在那里统治了五年，建了办公楼、修了马路、种了棕榈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街上的居民站在路边，看着英军的坦克开过，有人举着英国国旗，有人举着埃塞俄比亚的绿黄红旗。一个小男孩追着坦克跑，笑得像过年。
1941年5月5日，亚的斯亚贝巴。
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英军护送下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他在城门口停了一下，看着这座被意大利人占领了五年的城市。他的头发比五年前白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很多。但他的腰板还是直的。
他走进去。没有演讲，没有宣言，只是走进去。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五年的记忆上。
一个英军军官站在他身边。皇帝转过头，看着那个军官。
“告诉你们的首相，”他说，“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
这句话很轻，但那个军官听得很清楚。不是“英国不会忘记埃塞俄比亚”，是“埃塞俄比亚不会忘记英国”。主语换了，意思就全变了。
哈利法克斯在伦敦收到电报。他对文西塔特说：“告诉坎宁安——把缴获的意大利武器分一批给皇帝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收尾。”
“不等打完再走？”文西塔特问。
“不等。”哈利法克斯说。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皇帝需要武器，也需要面子。给他武器，给他面子。埃塞俄比亚就是我们的盟友。将来也许用得上。”
文西塔特愣了一下。“皇帝的人能去别的地方跟我们并肩作战？”
“不知道。”哈利法克斯说。“但结个善缘，总是好的。山不转水转，谁知道以后的事。”
1941年5月中旬，伦敦，唐宁街10号。
艾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战报。
“东非最后一股意军投降了。奥斯塔公爵率约七千人在安巴阿拉吉放下武器。”
哈利法克斯接过战报，看了一遍，放下。
“部队表现怎么样？”
“南非师打得不错，殖民部队也还行。”艾登停了一下。“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打得最凶。熟悉丛林，擅长游击，不怕死。在克伦，冲在最前面的就是他们。”
哈利法克斯没有说话。他想起张明的记忆里，埃塞俄比亚人在二战中确实表现出色。那些人熟悉丛林、善于游击、不怕死。将来在亚洲，也许用得上。
“记着。”他说。“给皇帝的人发一笔抚恤。参战的，战死的，都要。额外再给他们一批物资。”
艾登点了点头。
哈利法克斯把战报放在桌上，召集内阁。
艾登、格林伍德、艾德礼、张伯伦坐在长桌两侧。海军大臣列席。
“东非打完了。意大利人投降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不是惊讶，是如释重负。十个月的仗，从撤退到反攻，从柏培拉到克伦，终于结束了。
“德国人呢？”艾登问。
“他们会看到的。”哈利法克斯说。“英国人用三万人打败了三十万，这是事实。德国人自己会算这笔账。”
“那柏林的判断呢？”艾德礼问。
“他们会重新评估。”哈利法克斯说。“这就够了。”
“君子协定呢？”格林伍德问。
“继续。”哈利法克斯说。“东非打完了，但和谈还没开始。德国人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时间。”
张伯伦咳嗽了一声。他的脸色比几个月前更差了，嘴唇几乎没有血色。但他坐在那里，腰板还是直的。
“东非打完，下一步呢？”他问。
哈利法克斯看了他一眼。“中东。”
会议结束后，哈利法克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他翻开日程本，在“东非战役”下面写下：反攻胜利，意军投降。再下面一行：德国人看到了。再下面一行：该谈和了。
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
窗外，伦敦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没有街灯，没有光带。整座城市沉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外面黑了。
他站了一会儿。脑子里闪过那些战报上的数字——克伦，两个月，一千多人的伤亡。他不知道那些死去的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但他知道，这样的人，帝国还有很多。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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